2024年，全球关注西方世界两场重要选举。英国脱欧后欧洲议会首次选举，极右翼民粹势力上升引人瞩目；美国举行第60届总统选举，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趋势发展。折射出世界大变局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美欧政治生态的深刻影响，给国际形势和大国关系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
一、欧洲议会选举：极右翼民粹势力上升
欧洲政坛闹翻了天。代表中间政治主流的中右翼人民党团和中左翼社会党团虽然在欧洲议会选举中保住两个最大党团地位，但多数优势和政治空间收窄；代表欧洲右翼和极右翼势力的保守与改革党团和“身份与民主”党团议席增加，对主流政党构成挑战。部分欧盟成员国极右翼政党或增强执政地位，或在各类选举中大放异彩。当政的中右翼复兴党在法国议会选举中败选，勒庞的极右翼“国民联盟”大胜，马克龙宣布解散议会并提前选举，出于对极右翼势力主政的恐惧，极左翼和左翼联盟挽回危局。英国工党在野14年后赢得多数议席，长期执政的保守党以百年来最差成绩被赶下台。
极右翼力量崛起的现实原因：一是欧洲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刚刚走出新冠疫情，又深陷俄乌战争泥潭，承受巴以冲突祸患，坠入美国战略“黑洞”，丧失外交和防务自主，面临经济低迷、能源短缺、通货膨胀、资本外流、就业减少、难民潮涌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显著下降。二是欧盟及各成员国缺乏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国家和地区治理能力薄弱，主流政党和领导集团难以获得选民充分信任，绝望沮丧乃至愤懑情绪弥漫。三是极右翼政党调整政策，改变叛逆和偏激形象，抓住移民、就业、民生等公众痛点亲民务实，对民众特别是社会底层和年轻人有感召力。四是英国“脱欧”后江河日下，经济总量世界排名降到第六，14年来人均GDP只增长4.3%，经济衰退、通胀高企、收入减少、移民增加、社会问题等导致民怨沸腾，社会抗议与族群冲突发展为全国性大骚乱。
二、美国总统选举：政治极化多层面发展
美国大选颇具戏剧性。原以为再现前任与现任总统争锋一幕，未料特朗普遇刺有惊无险，拜登身心不支被迫退选，民主党急推副总统接盘替代，美国选举乱象管窥一豹。哈里斯临危受命背负选战之责，为民主党争总统大位、保国会议席。特朗普得到党内高度拥护，若非出现新选择志在必得。双方民调呈胶着态势，最终要看关键摇摆州。
本届大选尽显当前美国政治的显著特征，即政治极化在多层面发展。精英层面，民主和共和两党对抗白热化，国会议员对垒阵营化，思想观念对立尖锐化，政策主张对比鲜明化。公众层面，贫富阶层分化、身份认同混乱、种族文化冲突、社会群体撕裂。国家层面，府会矛盾不时加剧、联邦政府受到掣肘、选举乱象登峰造极、美式民主体制扭曲。特别是身份政治正在取代意识形态，构成美国政治的核心分歧。两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成分+属地+经历的多元互补组成，全息展现出当今美国政治中的社会光谱。
三、美欧政治极化的深层动因
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在美国和欧洲表现形式及程度虽有不同，但都反映出世界大变局下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新变化，其根源在于全球化时代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尖锐化。盛行3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将金融垄断资本肆意扩张、一统世界的意志推向极致，造成发达国家生产关系、经济结构、社会分配、治理方式等严重失衡，国内经济社会矛盾激化，酿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极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运动、整合“边缘化群体”运动的身份政治运动、倡导“让美国再次伟大”的MAGA运动先后兴起，出现自由多元主义与种族民族主义理念之争。可以说，“特朗普主义”的离经叛道，“民粹主义”的反全球化运动，美欧极右翼民粹势力的崛起，西方世界政治极化的发展，都是对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模式——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反噬、反叛和反思。
此外，美欧都面临既依赖移民维持人口增长和创新发展，又承受着移民潮造成的严重冲击。随着移民和少数族裔数量增多，人口结构和地区分布变动，身份不确定、政策不平等以及失业增加、犯罪率上升、无家可归、治安恶化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各国反移民和排外呼声高涨，种族冲突和抗议活动蔓延。阶级矛盾、族群冲突和身份政治叠加，刺激了民粹主义和极端势力增长，加深了美欧内部政治分化和社会分裂。
美欧各派政治势力都看到了“病症”，都不同程度地质疑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弊端。无论是“新华盛顿共识”、“特朗普主义”、欧洲极右翼主张，还是选战中不同候选人的政策差异，都是发达国家内部面向“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新一轮政策纠偏和探索，为西方世界的严重“内伤”和霸权危机寻找新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