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近期传递出的信息一致表示是时候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反击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挑战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和投资政策，要求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承担更多的责任。公平地说，这些举措大部分都已经过时，并且与希拉里奉行的中国政策的主线并无二致。

如果不正确管控，对中国采取更强硬态度会导致自我毁灭式的对抗，但如果不与中国竞争，又会给美国利益带来严重损害。但这不是胆怯或规避风险的借口，而是对亚洲政策要采取更谨慎、协调、全面的方法。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开始了历时一个多月的亚洲政策制定过程，以下六项措施是特朗普政府应该采用，为以后与中国更协调竞争而进行的基础工作。

图源：VCG

1．以法律为支撑。对中国成功采取强硬政策的窍门是找到不会导致双边紧张关系上升的压力点。从奥巴马政府汲取的教训之一就是：如果美国政府的行为严格遵照国际、国内法律，没有任何歧视性或者特地针对中国的话，那么中国不会有太剧烈的反应。特朗普政府更有力地执行和遵循规则，那么有足够多的目标可以轻易达成，包括在南海自由巡航，要求中国更严格执行安理会对于朝核问题的决议，贸易制裁措施，台湾军售问题，对中国公司网络窃密进行惩罚等。在中国政府认为这是专门针对中国、损害中国之前，特朗普政府应该充分利用这些目标。如果美国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在此方面足够谨慎和有选择性，那么中国的反应更多会是雷声大雨点小。

2.更直接地传递信息。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和混乱性不会让他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表现得游刃有余。相反，当美国的压力、威胁和激励更加清晰而一致的时候，中国更愿意直接回应美国的诉求。这同样也适用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们，他们面对国内威胁或者因为支持美国而与中国关系僵化的时候，更希望美国有清晰明确的表态。然而，特朗普政府在亚洲发出的信号太混乱了。

这在南海表现得尤为明显，特朗普、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新闻发言人斯派塞、首席战略顾问班农都对南海问题发表评论并提供了准政策，然而他们的言论都互相不一致甚至是矛盾的。这反应出特朗普政府在竞选过程中并未成功制定外交政策，在过渡期也未抓紧时间弥补。政策不一致是导致南海、台海及其他地区不稳定的原因，对美国的盟友以及中国来说，却将迅速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应对。因此在亚洲热点问题上（南海、东海、朝鲜、台湾），要立即启动包容性跨部门合作机制，首先传递出一致的策略信息来争取时间，即便传递出的信息与日后政策发展有细微差异也无所谓。

3.修复与盟友的关系。美国的安全盟友是应对中国的重要杠杆。特朗普对军事盟友的严厉指责让其盟友不安并使盟友越发担忧美国政府对该地区的承诺，这已经不是秘密。然而这些忧虑在安倍晋三成功访问美国之后有所缓解，并且副总统彭斯、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务卿蒂勒森在一系列会议上对亚洲盟友表达出的安全承诺与支持使其盟友吃了定心丸。但是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尤其是与外交距离遥远的泰国和澳大利亚，特朗普政府不应重蹈奥巴马政府的错误，要弥合与泰国关系的嫌隙；特朗普还应尽快缓和早期与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通话过程中发生的不愉快。最需要修复的盟友关系是与菲律宾的关系，这也是特朗普政府关注最少的。在这里政策变化无法使美国满意，因为无论好坏，菲律宾在美国的东亚政策中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短期来看，特朗普政府应该与菲律宾官员安排一系列高级别内阁级会议，重新修复与菲律宾的关系，防止其转向中国。特朗普也应该支持日本首相安倍作为美国和菲律宾直接的传话者，安倍之前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建立了良好关系。

图源：Reuters/VCG

4.在东南亚保持存在。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最重要的创新是不仅重视关注该地区，而且在该区域内重新平衡——从东北亚到东南亚。特朗普政府几乎肯定会减少对东盟及其成员的关注，但仍然有一些关键任务需要美国去完成，而不能将影响力过分地让渡给中国。具体来看，如果特朗普政府发出信号会完成以下事项，将安定东亚地区盟友国家的情绪，包括：总统承诺参加今年秋季在越南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以及在菲律宾举办的东亚峰会；副总统彭斯春季第一次亚洲巡访时应将印度尼西亚作为一站；国务卿蒂勒森在今年夏天的东盟地区论坛上应倡议成立一个大东南亚同盟；国防部长马蒂斯应该追随前任部长卡特的做法，今年后期在夏威夷举办东盟国防部长会议。记住，在东南亚保持存在就获得了80%的成功。

5.重设框架。与美国政策制定者无关，中美关系中的大概念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的领导人常常将外交口号作为政策实施指引和宣传工具。奥巴马第一任执政时期中国官员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就是一个例子，并且中国的官员持续鼓吹这种概念是中美达成了“共识”。起初这一概念被美国勉强接受，最终却被放弃，这一恶化的概念持续侵蚀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因为它给中国和更广泛区域传递了一个错误讯号，即是一个衰落的美国已经放弃去制约中国。相反，中国更有勇气去挑战美国并使美国和他的亚洲盟友间产生隔阂。适可而止吧！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应该将废除这一概念作为最优先事项，首先礼貌地私下地要求中国不要再使用这一概念，而后如有必要，可公开宣布将其废除。拖延时间越久，就越难以去废除。

6.与中国建立联系。如果缺乏与中国领导人认真、持续地对话，上述所有都不会获得成功。遏制与威逼不会有效，除非美国与中国清晰而权威地沟通。幸运的是，在中美关系上不用彻底改造。中美关系中的制度化（与美俄关系形成鲜明对比）是奥巴马政府留给特朗普政府的重要政治遗产，如果特朗普政府决定与中国更具风险也更紧张地对抗，那么这种制度的韧性会给特朗普政府提供很多帮助。作为起点，特朗普政府应尽早提出并确定政府高层领导会议的日期，例如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亚太事务磋商会议。（当然需要尽快提名常务副国务卿和负责国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战略与经济对话可以适当减少但不能取消。

一个强硬的中国政策不需要贸易战或者军事冲突，如果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固有的认知与态度，没有影响到他们制定一个更复杂，有原则和全面的亚洲政策的话，这是非常不错的。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需要摆脱错误，采取正确的方法。

（翻译：陈俊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