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4月6-7日访问美国，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那么美国几乎只剩三周时间来制定对华政策。特朗普将做出的关键抉择是，他应该继续维持自尼克松以来历届总统确立的对华接触战略，还是另起炉灶与中国开启全新一轮对抗。

特朗普在之前的只言片语中勾勒出了可能的政策，例如称中国为货币操纵国，挑战“一个中国”政策，批评中国在南海和朝鲜的行为。但抱怨和指责并不能构成具体对华政策，也不能为两国领导人会晤提供足够的谈判内容，更别说整个双边关系的发展议程。在对华政策上随机应变注定会失去先机。

图源：Reuters/VCG

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的会面提供了机会去处理当前中美关系出现的疑惑并清晰阐释美对华政策。为着重解决中美关系当前的不确定性，特朗普总统需要回答以下五个问题：

第一，中美关系发展如何与促进美国繁荣与安全的总体目标相适应？1984年4月，里根总统访华时曾说：“致力于和平的强大中国，很显然最符合国际稳定的利益，符合美国的利益。”自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每一位美国总统都发表过类似的言论。奥巴马总统2014年11月表示：“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繁荣、稳定的中国崛起，并在世界扮演负责任的大国角色。”所以特朗普总统准备好发表类似的言论了吗？这意味着美国认为其自身的商业和安全利益是由在国际体系中成功运作的中国提供。如果真的如此，那么美国的政策挑战不是限制中国，而是塑造其发展的轨迹。

重要的是，不要将上述表态和中国急切希望美国承认的“新型大国关系”混为一谈。“新型大国关系”不仅仅意味着对建设性关系的简单认可，更意味着美国不要挑战中国任何的“核心利益”（最重要体现在不要颠覆共产党的统治和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给予中国在亚洲更大的活动空间，并且准备好与中国在解决全球主要问题上进行合作。这种界定方法意味着将中国作为与美国同权的国家，这种期望对美国来说是不切实际的。前副总统拜登在访华时曾说出“新型大国关系”，之后美国政府花了很大精力避免承认这一表述。无论特朗普政府制定的以美国为基础的政策框架如何，都应该严格避免做出上述错误表态。

第二，特朗普希望从习主席那里获得什么？每个人都意识到了特朗普的抱怨，但我过去几个月遇到的几乎每个中国官员都不知道美国希望从中国那里获取什么来解决美国的担忧。

就经济问题而言。特朗普抱怨美国进口和投资壁垒，但是如果进口额大幅减少，导致双边贸易赤字缩小，那么他可能会对双边贸易额降低感到满意。他抱怨货币操纵，但是如果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导致人民币贬值，进而使中国出口产品更具竞争力，那他是否还会接受其汇率自由浮动就不甚清楚。特朗普反对中国的工业政策，但他需要清楚阐明他认为中国国营的哪个产业领域最令他不满。另外，他需要清楚表明，其关切问题成功解决的衡量标准，是否是中国政策发生改变或者通过商业成果体现出来。

安全问题上，在亚太地区的“要求”更为清晰：要求中国增加对朝鲜的压力，接受美韩联合行动来保护韩国免受朝鲜日益提升的核能力的威胁；停止在南海岛屿和珊瑚礁的军事化行为，与其他声索国采取谈判而非强迫高压手段去解决争端，并且接受美国军舰和商船在此地区国际水域和空域自由航行；避免挑衅性行为破坏台海稳定。但是特朗普需要解释这些诉求如何与中国自身的安全需求保持一致。至今更加不明了的是特朗普有多希望中国在解决域外问题上给予其帮助，尤其是在反恐问题上。

第三，美国为换取中国满足其需求会做出何种妥协？特朗普肯定清楚习主席会有自己的“需求”清单。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希望中国单方面让步，在一般保证和具体政策调整上他们认为没必要做得更多。特朗普政府需要决定如何回应中国更广泛的请求，包括双边投资协定，市场经济地位，减少对其高新产品出口的管控，同意与朝鲜对话，以及严格限制美军在中国附近区域的活动。

第四，中国如果不满足美国的需求清单，特朗普政府准备怎么做？很明确中国不会迅速解决核心问题。中国也许会采取一些表面上的步骤——稳定人民币币值，与美国签署一些大宗商品进口合同（如页岩气），与东南亚国家签署行为准则——但是真正的解决方案需要中国从经济治理到安全态势等方面做出根本性的改变，然而这需要数年去贯彻实施。美国政府需要明确他们愿意等多久，一旦耐心耗尽，他们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例如全面提高关税，自主开展贸易救济，暂停或限制中国在美投资，扩大美军对该地区盟友和其他国家的支持等等。之后在评估采取对抗手段是否合理时，可根据中国是否违反其承诺作为判断依据，例如中国是否遵守世贸组织规定，是否遵守海牙国际法庭对南海问题判决等等。即便中国从未明确允诺，但是如果缺乏互惠性原则或者破坏了普通意义上的公平原则，那么也可以采取对抗手段。最难衡量的部分是，考虑到中国不会轻易屈服，甚至会采取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的报复，那么如果美国可以获得更优的长期利益，那么短期内美国愿意做出多大程度的牺牲？如果美国决定采取强硬的手段，那么就要展示出会坚持到底的决心。

第五，对华政策该如何组织？特朗普政府需要明确是继续官方层面的对话还是更强调领袖层面个性化的接触与谈判。一方面，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中美联合商贸委员会制定的沟通方式减少了官方交流渠道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们发展得如此之大，以至于日常问题也可以通过常规渠道来处理。如果美国决定削减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中美联合商贸委员会所发挥作用的广度和深度，那么白宫需要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实际管控双边关系，包括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需要更频繁和定期地会面。

特朗普政府还需要制定内部决策机制。现在给特朗普建言献策的过程中有多方的力量在角逐。在维护复杂而广泛的中美关系中这是一个艰难的做法。特朗普政府可以允许不同群体在经济和安全议题上进行分工，也可以回到传统的分层级和综合的过程。最后一种机制相比于其他两者有更明显的优势，因为它更加稳定和有凝聚力；无论如何，政策制定过程中保持清晰至关重要。

（陈俊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