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发展态势正经历格局之变、周期之变、实力之变，机遇挑战并存。
一、格局之变：中美贸易投资分流，美退守北美经济圈，中大举全球布局。
特朗普第一任期开打贸易战以来，中美双边贸易占各自总额之比出现较大幅下降，但中美贸易规模保持稳定，据美方数据，2018年以来，中国商品在美国进口中的比重从峰值22%（2017）下降到的约13%（2023年），2023年当年美国自中国进口下降20%。与此同时，中美双边贸易规模基本稳定在6000亿至7000亿美元，
同期，中美各自全球贸易总额实现大幅增长。2018年至2023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28%（4.6~5.9万亿美元）；美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24%（4.2~5.2万亿美元）。而全球贸易总额从39万亿美元下降到31万亿美元，降幅21%。显示，中国作为全球主要生产和出口中心地位没有变，美国这个主要的进口和消费中心也没有变。
同期，中国与东盟贸易额从5900亿美元增长到9100亿美元，中国与墨西哥贸易规模从900亿增长到1000万美元级别。东盟和墨西哥自中国进口大幅增长，对美出口同步上升。意味着，中美贸易进一步融入国际大循环，实现跨境、跨区域外扩，将更多第三方拉进来。这不是所谓“脱钩”，而是“分流”。
中美经贸仍然高度关联，无法做到真正“脱钩”。中国仍是美国第三大贸易国（加拿大、墨西哥之后），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东盟、欧盟之后）。外媒认为，虽然拜登政府强化对中国的限制，致力于构建不依赖中国的供应关联，但“去中国化”进程没有明显进展。美国力争国产化的EV电池和半导体材料仍高度依赖中国。
中美双向直接投资多年来保持在较低水平。2022年，中国占美国直投总存量的0.5%，而中国占美国海外直投存量的1.9%。据荣鼎集团2023年9月报告，美国和欧洲对中国的新设投资从2018年1200亿美元的高点下降到2022年的200亿美元，同期美国和欧盟对印度的投资增长了400%以上。美商务部数据显示，2023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按现金流计算）为51亿美元，比上年减少约四成，在2014年以后的10年里减少了约五成。美国在IT、科技及法务等专业领域的对华投资已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当然，双方有相当规模资本通过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及香港等“避税天堂”名义投向对方。但总的来看，双方对直投抱有警惕，美方不断收紧对中国投资的各种审查，施加更多限制。中方为防资本借机外逃，也收紧了本国资本对美投资。
中资保持进军美证券市场态势，中国央行是美国国债第二大海外持有人，中企加大投资美国证券，积极赴美上市融资，但美对华证券投资下滑。据国家外管局数据，当前中国在美证券投资资产占对外证券投资总额的23.4%。而美对华证券投资近来出现下降潮。据美财政部数据，2023年中国持有美国证券1.87万亿美元（比2022年增长4.5%）。主要出于对中国增长前景预期变化，2022年开始，美国对华证券投资出现大幅下降。2023年，美国对华证券投资净流出超过300亿美元。根据Preqin的数据，美国私募股权（PE）基金在中国的证券投资从2019年的1400亿美元，下降到2021年的930亿美元，到2023年更降至4亿美元。截止2023年12月，美国投资者在中国（内地及香港）持有3220亿美元长期证券（比2022年下降13.4%）。另外，作为全面打压遏制中国的一部分，美国还收紧中国企业赴美经营，加强对中企赴美上市融资的会计审查。
美国曾担心中国持有其国债过多，形成“国家安全威胁”，中国则担心美国将国债“金融武器化”，近年展开对美债“战略性减持”。2013年至2023年，美国国债规模从16.7万亿美元扩大至34万亿美元，增长一倍多，而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从1.31万亿减少到0.76万亿，减少近一倍，占比也从7.8%下降到2.2%。同一时期，其它外国人持有美债规模反而有所增长。当前，中美金融相互依赖仍在，但程度减弱。中国仍是美国债第二大外国持有人，但美元储备已下降到总量的四分之一强（7000亿/3.2万亿美元）。中国外储结构大为优化，但金融领域美强中弱态势不变，美仍能以切断SWIFT联系相威胁。中国仍需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中美贸易分流（加上疫情、俄乌战争等）引起全球产供链重构，国际物流、资金流巨变，进而导致各国经济结构再调整以及发展路径的修正。欧洲技术和人才流向美国及东亚，跨国集团产业链从中国分流到东亚、东南亚、印度、北美等，中国企业加快出海，中国对非美国家和地区贸易及投资大增，特别是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经贸关系迅速提升。美国贸易圈退回北美，而中国外贸正“去美国中心化”，面向全球多元布局。中美经贸博弈重心从争夺对方市场走向关键供应链去对手化，并争夺第三方市场。按照原产地原则算，美国进口里中国产品份额从2018年的约20%上升至当前约25%，原因在于中国企业加快全球布局，各国产品中的“中国基因”大增。未来中美在制造、技术、标准等实体经济领域存在越来越大的世界范围的竞争。
二、周期之变：美转为下行，我迎来更大政策空间
当前中美经济处于不同周期，相互拉扯。5年来，受美国战略转变、世纪疫情以及全球化转型等多重因素复杂影响，中美经济发展态势出现差异，双方经济周期一度朝对美有利一方倾斜，美进入高利率、高增长、高就业、高通胀、高汇率（美元指数处于较高水平）、资产价值膨胀期（股市房市大涨），中国则进入结构调整阵痛期，表现为增速换档（面临通缩压力）、低就业（高失业）、低利率、低汇率（人民币贬值）、资产价值收缩（房市大跌），资金外逃压力空前，与美GDP差距拉大。拜登政府接续特朗普的强硬路线，继续大搞贸易战、科技战（小院高墙）。美抛出“中国经济过峰论”，打击国内外对我经济前景的预期,企图在其“优势”周期压垮中国经济。
近期中美经济周期逐步逆转。美元降息是关键节点，意味着疫情后美国强劲复苏势头悄然生变。美进入降息通道，扩大我政策空间，有助我实施更宽松宏观政策。英国资本集团分析师甚至分析中国外贸出口有大量结汇（1至2万亿美元）等待机会重返国内。同时，美将面临一波资本外撤、资产重新估值压力，加之美债务负担沉重，或影响美元地位，拖累美增长。美经济数据与实际感受脱节，是民主党政府败选主因。美通胀压力并未完全消退，降息可能引起通胀反弹，增大美陷入“滞胀”机率。美元资产收缩很可能引发金融动荡。美国靠服务业支撑的GDP与中国以制造业为主干的GDP，量上的差距无法掩盖美国际竞争力下降事实。特朗普很可能将对中国商品进口加征60%甚至以上关税，但美国仍需从外部大量进口，贸易逆差扩大、制造业空心化，以及竞争力下降等问题难以缓解。总的看，中美发展周期相峙将迎来有利于我的转向。
三、实力之变：美将维持虚拟经济垄断地位，我将成为实体经济主导，局部攻守正发生转换
国际经济新格局正在走向新中美两强。中美经贸关系形态，实际上是两种循环及其互动：一是在实体经济领域，中国向美国大量出口制成品，美国向中国出口资源品，以及资本、技术、标准和服务。二是在虚拟（金融）经济循环，中美实体经济（贸易）产生的中方顺差结算成美元外汇，然后又返回美国购买美国证券，支持美国的廉价融资。总的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形成操纵优势。金融市场的变化既反应实体层面的变化，又强有力地反作用于实体经济，左右实体经济走向和起伏周期。虚拟和实体中间的联结是美元。美元是独一无二霸权货币，一国（种）货币如此独大局面史所未有。美国掌握着运用美元操控贸易和投资的很大便利。美国在虚拟经济领域具有垄断性优势，这是它敢于对俄中等展开金融制裁和长臂管辖的根本支柱。但是，随着美国金融制裁、单边加征关税等大增，引发全球贸易保护措施和壁垒增加，全球经济基本秩序受到极大破坏，美元地位不可避免受到冲击，美国的政策正在打击美元。中国正在全球产供链形成越来越强优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内涵和外延及其相互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在全球产供链上的地位正追赶美元在金融领域的地位。未来全球实体经济循环日益由中国主导，必然与美元主导的全球虚拟经济循环产生更多拉扯。中国的特别之处在于，中国受美国货币扩张和收缩周期影响相对较小，这与中国经济体量大，市场规模有关。而中国在全球产供链的地位崛起，影响扩大，不但会增加美国利用国际金融垄断优势对我出口和投资进行打压遏制的成本，而且会动摇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操纵性影响，影响美元的地位。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前景很可能不是由某种货币替代美国中心地位，而是去中心化，形成三种或者四种货币并举。货币去中心化带来的交易成本增加或可由技术进步及交易方式进步所消化。
中国经济未被转型期、阵痛期困难压垮，仍然保持年均5%以上的中高增速，虽然受到美国贸易战和美欧分流、制裁以及全球产供链重置等影响，中国占全球贸易的份额稳定在14%左右，是全球三分之二国家和集团最大贸易伙伴。中国金融系统顶住了美元升值周期带来的压力，虽出现资本外逃，但华尔街未能抄底中国资产。美国再工业化仍遥遥无期，而中国新质生产力多点快速迸发，高新技术和绿色产品竞争力快速提升，新能源电池、新能源车、光伏等新质出口呈席卷全球市场态势，对美欧日韩传统优势地位形成巨大挑战，同时也为世界带来更多机遇。
中美攻守发生局部转换。5年反复博弈迫使美国反思贸易战成效，美内部出现“中赢美输”“中国竞争力越战越强”舆论。中国卡脖子技术不断突破，美国技术封堵会出现更多漏洞、遭遇更强反噬。中国对稀土等关键矿物采取精准制裁，对无人机等关键技术则采取你放松制裁我即管制出口，震慑效果逐步显现，背后正是我反击实力大增、反击战略战术日臻成熟的体现。精准反击扩大至向芯片联盟中的日荷施压，背后是我芯片关键技术不断突破，反击实力提升。经贸博弈，美已从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我从被动反击转向有选择主动精准反击，美攻我守正向攻守更加平衡过渡。
百年大变局加速演变，中美博弈步入新阶段，美国处于国力起伏焦虑期、战略失误频发期、国运板荡迷茫期，我则处于国力追赶缓升期、战略定力释放期、转型阵痛加剧期。美竭力维持遏压态势，我力求战略突围。美以周期看发展，百年历程稳中缓升，长期维持世界霸权地位。我以阶段和时代看发展，百年跨越几大台阶，从低谷坚定向峰顶曲折攀升。中美周期与阶段（时代）相互影响，但均有自身发展规律，无从根本改变各自大运势。中美博弈，重在尊重规律，驾驭变局，顺势应时，做好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