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向国际社会宣示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和平发展战略及其外交政策，为中国赢得十几年大发展的黄金机遇期。近些年来，中国的国际处境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实现和平发展遇到新的阻力。需要从国际关系而非国内政治的角度，审视“世界中的中国”，认清这些变化背后的突出动因。
一、中国崛起的国际效应激增
无论我们自己怎么看，外界对当今中国发展进程的认知，大多以国际关系史上的“大国崛起”为参照系。国际政治范畴的“大国崛起”，指一个后起大国综合实力快速提升，直至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全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准备阶段，实现国内稳定、经济发展、国际尊重是主要任务，与世界强国差距较大，尚无能力与之抗衡，受国际环境影响较小。二是起飞阶段，发展速度远超其他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影响力持续扩大，由区域性大国迈向世界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引起霸权国家的警觉和反弹，受国际环境影响增大。三是冲刺阶段，经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与原有大国形成竞争，遇到霸权国和守成国极力遏阻，其结果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可能因战略失误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而一蹶不振。历史上苏联、德国、日本都曾遭遇过此类命运，一些发展中大国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历史经验表明，大国崛起成败的主观因素，在于对世界大势的把控、对战略目标的设定、对战略路径的选择、对战略实施的运筹。
近10年来，中国设定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奋斗目标，在从地区性大国走向世界大国之际，吹响向世界强国迈进的冲锋号。中国在以往发展的基础上，持续缩小与世界强国的差距，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从11.3%升至18%以上，高于日德印英法五国总和，已达亚洲经济总量50%以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也高歌猛进，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十分广泛而巨大的影响。国家战略的转型和推进，发展态势的持续和强化，海外利益的拓展和布局，大国角色的展现和凸显，使中国崛起成为世界格局、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变动的重要因素。各国对华认知普遍变化，对中国战略走向作出各种解读，质疑中国是否仍具有发展中国家属性，以战略伙伴、合作伙伴或竞争者、挑战者界定中国新身份，据此调整对华战略并作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反应。一句话，自身的发展壮大和战略选择，是中国国际处境深刻变化的首要动因。
二、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凸显
2016年前后，中国经济总量占到美国60%以上，2021年一度达到75%以上，2022年以来虽最低降到64%，但高通胀和美元升值导致的美国GDP虚高，改变不了中美经济差距缩小趋势。然而，从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国防6个方面用40项指标定量分析，美国28个质量型指标领先，仍保持着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中国只有12个数量型指标有相对优势或赶超潜力，美国人均GDP是中国的6.3倍，人均收入是中国的8.4倍，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12倍，两国远未形成冷战时期美苏实力相当的均衡状态。
即便如此，美国对华认知和对华战略发生历史性变化。近两届政府接续认定中国是美最大威胁和挑战，把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提出要抓住最后优势和时间“窗口”，实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调动盟友及国际力量，打压遏制中国崛起，阻挠中国和平发展进程。美国实质上开启两极对抗的新冷战模式，构建排斥中国的国际联盟、产业链和供应链等，联合盟友欲重塑中国“周边环境”，逼迫各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在涉华核心利益方面频频“踩线”，特别是利用台湾问题制造紧张和战争风险，致使中国安全与发展的外部环境严重恶化，和平发展进程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和挑战。中美作为复兴大国与霸权国家间的结构性矛盾上升，呈现战略碰撞和相持局面，并可能持续到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待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战略“试错”的结果，迫使美国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找到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新平衡机制。
三、世界百年新变局的加速演进
所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定是全球之变、体系之变、结构之变，也一定有其历史轨迹和演变规律。需要高度关注世界发展演进的历史方位和阶段性特征，特别是把握新变局中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时代潮流和演进方向。百年斗转星移带来的重大变化，最根本的是三个方面。
第一，科技革命引领世界生产力大发展，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整体性发展的主导力量。新科技革命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使世界经济社会形态发生亘古未有的变化。各国产业链、供应链、金融链、服务链、物流链咬合成新的全球产业生态体系和生活场景，世界统一大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决定性作用，也将世界塑造成互联互通、紧密关联、难以分割的统一体和“地球村”，给世界和各国经济、政治、社会、军事等带来全局性、系统性影响。不能把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进程与强权国家的主观塑造混为一谈，把新自由主义、新“华盛顿共识”等发达国家适应全球化竞争的发展模式当做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形态。
第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结构性质变，世界格局由北强南弱向南北均衡化方向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实力相对下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传统大国与崛起大国间差距缩小。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40%以上，十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都在50%以上。2001年至2022年，金砖国家GDP占全球比重从8.4%上涨至25.8%；同期，七国集团占比从64.6%下降到42.9%。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22年，金砖国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G7。全球经济发展重心转向亚太地区，“去西方中心化”“去美元化”等趋势发展，世界经济驱动力由“北”向“南”转化。21世纪世界多极化的核心内涵是，单一国家独霸世界、西方强权横行全球、国际权力高度集中、多数国家被排除在外的历史在终结，国际舞台角色多样化、国际关系组合多元化、国际权力逐步分散化、国际政治走向民主化是大势所向且难以逆转。
第三，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日益增多，全球治理成为驱动国际秩序变革的主动力。把世界作为整体加以规范和管理的全球治理逐步加强，国际社会为应对全球性危机和人类共同挑战，在全球、区域和一系列重要议程上，推动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及其机制建设与改革。其时代意义在于，给长期被排除在外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事务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催生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的二十国集团等全球治理平台，发展中国家全球治理参与权、国际规则制定权、多边议题话语权、发展利益分享权等逐步增加，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从西方主导、美国操控，向南北共治方向演进。
在上述内外因素交互作用下，需要根据中国国际处境和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全面加强对外战略谋划和内外战略统筹，主动谋篇布局，积极趋利避害，争取主动地位，避免颠覆性错误，力争循着和平发展的战略轨道，以较小代价、较低风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为世界和平和共同繁荣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