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新闻报道,中国正与沙特协商,计划用人民币结算双边石油贸易。石油交易体量巨大,是国际金融的市场的主要支撑力量,也是美元发挥国际作用的重要基本盘。如果石油市场真的发生了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激烈攻防战,很可能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发生振荡。美国Dailyreckoning新闻网站刊发分析师Byron King评论认为,此举将冲击美元的国际地位,将加速美元的衰落。果真如此吗?我们认为,设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鸿沟,美元的国际地位由诸多复杂条件决定,石油美元只是其一。美元地位与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与困境有关,其地位调整有其必要性、必然性,也未必对美国不利。人民币的国际化将服从于内外平衡的要求,目前的进展应当受到肯定。
货币国际化问题寻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虽然是特殊商品,仍然是商品。商品按照其流通规律,越具有国际竞争力,越容易出口。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站脚,便成为国际货币。实际情况是,金属币逐步淘汰其它实物币,金属铸币又淘汰了称量币。最后,铸工精良的金属币成为国际通用货币。金属币依靠其自身价值和铸造质量称雄市场,它不一定掌握在经济强权手中。十八世纪,墨西哥盛产银币,曾在国际交易上广泛使用。墨西哥1810年独立后,开始在银币上刻上象征国家的雄鹰图案,曾在中国广泛流通,俗称“鹰洋”。墨西哥当时并不是世界强国。
当代意义上的货币国际化源于货币的国家化。近代西方国家发现了货币权力,国家开始垄断铸币权和货币发行权,然后国家逐步采法定货币,即没有任何实物价值的信用凭证代替了金属货币,充当价值工具,履行价值支付、价值贮藏、世界货币等职能。信用币只是一种符号,它的货币价值由国家法定,并由国家财政支撑,与其本身实物价值无关。在这种情况下,强国必然产生强币。货币本来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相互之间竞争的是贵金属纯度、铸造精良度和防伪水平等产品质量因素。信用币就完全不同了,信用币之间的竞争演变成国家实力和国家货币管理能力之间的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力量格局决定了国际货币格局。一战前后,英、美、德、法、日、意等国为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展开激烈竞争,列强的货币也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流通域。同时,一国的货币管理能力也是决定其货币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英国率先实行货币制度改革,采取金本位,并建立起中央银行制度。在强大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能力支撑下,伦敦形成了庞大的国际债券市场,这些债券自然以英镑计价,英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中广泛使用,成为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中心货币,或者叫霸权货币。其中,强有力的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带动了国内债券市场的形成与繁荣,同时货币制度适应经济和贸易发展要求不断改良。三大因素相互配合,使得金融市场接受英镑作为主要计价工具,英镑自然成为国际中心货币。
随着国力的相对变化,美元在一战后不久便超过了英镑,成为新的国际中心货币。据艾青格林的研究,美元在20世纪20年代,不到10年的时间内实现了对英镑地位的替代,标志性事件是伦敦金融市场发行和交易的美元债券超过了英镑债券,意味着美元成为国际间第一大信用凭证。这一过程完全由市场自动促发,背景是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世纪末超过英国。随后,美联储于1913年成立,美国有了自己的中央银行,开始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对美元利率进行管理,这一制度创新推动了美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扩展,世界金融中心由伦敦向纽约转进。原来由英国拥有的三大因素,现在全由美国接过来。因此,美元在20世纪20年中的某一个时点,市场选择了美元接替英镑成为第一大国际货币。
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协定,以国际条约的形式明确了美元的这一地位。以条约的形式来确定美元的地位,而不是听任市场自然竞争,原因在于二战前发生的1929大危机打乱了原有的制度安排,对经济社会造成致命打击,导致大国间爆发全面战争。历史总结出的教训是,如果各国货币自主权过大,将导致政府出于本能在危机时通过操纵本币汇率开展商品倾销,转嫁国内危机,从而导致各国利益冲突的急剧放大,直到引起战争。因此,协定的要旨在于维护自由贸易,防止各国采取不正当方式操纵本币,通过本币贬值的手段在国际市场上促销商品,导致汇率战和贸易战,进而引发更大国际冲突。解决办法是让各国政府承诺致力汇率稳定,让各国货币与美元保持一个固定比价。这是前所未有的国际联合行动,它将美元抬高到世界本位货币的地位。这其实是反经济规律行事。也不符合各国政治意愿。只有在战时,美国充当自由世界“拯救者”,全世界都高度依赖美国军事经济援助时才有可能。为了防止美元滥用特权,协定又规定美元与黄金保持一个固定比率。显然,这只是一个政治安排,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很难完全照此行事。让美元与黄金保持一个固定兑换率难以做到。美国在战后有重大经济政治目标需要实现,美元利率和汇率的调节不可能绑定在黄金储备水平上。所以,事实上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黄金挂钩机制一开始就是不可行的、不合理的,存在着所谓“特里芬难题”。果不其然,美元终于在1970年代初正式放弃了与黄金的固定汇率。其次,各国货币与美元保持一个固定汇率也比较困难。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战前货币竞争性贬值引发的痛苦让各国记忆深刻。各国尽量维持了对美元的汇率。尽管有金融压抑和货币扭曲的代价,但币值稳定也对国内经济和贸易有积极作用。从某种意义讲,美元的国际化实际只是一个历史特例。只有在在二战这样的大破坏大灾难做背景的历史条件下,各国才愿意做出重大牺牲,容忍美元扮演其不能胜任的角色。
扮演国际中心货币将处于两难境地
英镑和美元两段不同寻常的国际化经历,其意义何在?货币国际化有发债收益。大量国际资金涌入伦敦国际金融市场,大大压低了英国国内的融资成本,英镑是计值单位,没有汇兑手续费,借贷不存在期限错配和货币错配。美元从纽约金融市场获得的收益也一样,只是规模更大,收益更大。更重要的可能是,英国和美国可以较容易转嫁国内危机。美元转嫁危机的作用在二战后的历次国际金融危机中表现得淋漓尽到。美元对于美国的重要意义,不在于铸币税。对于信用币而言,铸币税在收益结构中占比很小。美元的作用在于,“美元是我们的,美元的问题则是你们的”。2008年的全面危机,起爆点在美国,美国的金融市场也受到沉重打击,但是正是在危机之中,美元作为国际中心货币,不但更加充分地发挥起交易货币(全球贸易美元支付占比)、融资货币(全球债券市场美元计价份额)和储备货币(全球外汇储备美元占比)职能,甚至还发展出第四种功能:避险货币(美元债券更受欢迎,美元储备不降反升)。显示出,世界越是动荡,美元越受追捧。问题的根子在美国,但受创更深的却是世界其他地区。一个动荡的世界对美国不利,对其它国家更不利。这是美元绑架全球货币体系的结果。
与此同时,维护本币的国际中心货币地位是有代价的。英国的代价是维持金本位。即无论国内经济处于何种境地,英国政府需要维持英镑对黄金的汇率稳定,不能通过调整英镑利率来刺激经济,意味着在经济紧缩时期,无法实施凯恩斯扩张。美国也需要为此付出代价。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生效阶段,美国也需要维持美元兑黄金的固定汇率,结果造成美国对欧日贸易赤字不断上升,美国黄金储备不断流失,出现特里芬困境,美元事实上无法维持兑黄金的固定汇率。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特里芬困境改变了形式,但难题仍然存在。美元是其它的货币的显在或潜在挂钩对象,美元利率的调整很大程度不再由美联储决定,美联储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可以影响利率水平,但更大的决定权在国际金融市场。美元面临的是一个长期的低利率环境。美联储实施凯恩斯式扩张的能力很弱,极端情况下只能采取量化宽松,其实就是印钞的方式,这种方式将极大增加通胀以及债务风险。这是就危机时期而言。一般情况下,美元的优势地位可以吸引大量资金涌入美国金融市场,压低融资成本。融资成本低造成美国国内储蓄意愿下降,投资和储蓄之间的缺口必须由国际收支赤字弥补,这间接导致美国国内产业向外转移,带来制造业空心化和失业。经济问题向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转化。对于美国来说,美元的国际地位是一个两难。一方面,美国经济需要用进口平衡投资储蓄缺口,这样一种结构一旦形成很难改变。美国制造业要想扩张非常困难,美国靠跨国企业的海外收益支撑国内民间繁荣,政府则债台高筑,形成高负债运行。私人部门的海外收益,政府的债务管理,要求美元必须保持稳定。美元已经是全球第一大货币,如果这一地位发生动摇,美元必将动荡,美国将承受难以估量的打击。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元的国际霸权地位不但绑架了世界经济,让各国跌入克鲁格曼所谓的“美元陷阱”,同时也让美国自食其果,陷入了“低成本融资陷阱”,美国经济也被其绑架。美元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有其积极作用,但潜在的危害也非常大。国际货币体系过于以美元为中心,过于依赖美元,存在着极大风险。历次国际金融危机均与国际货币体系的这个结构性问题有关。美国未必满意这个结构。美国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前所长博格斯腾认为,应当让人民币国际化,分担美国的责任与负担。关键是要让人民币开放国内债券市场,让美国也可以持有中国国债。[1]曾任奥巴马政府经济顾问的Jared Bernstein博士在《纽约时报》发文称,过去被视为特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如今成为负担,它影响就业增长,使政府预算增加、贸易逆差扩大、金融泡沫膨胀,要让国内经济走上正轨,美国政府就不能再信守保持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承诺。话虽如此,即使美国真的想这样做,也非常难以实现。美元的地位很大程度上由市场决定。这就是当今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市场面临的一大困境。如何寻找一个替代方案,并实现平衡过渡,是实现世界经济和贸易持续增长面临的一大挑战。
人民币替代美元是伪命题
人民币国际化向何处去?货币国际化需要三大条件,第一是经济实力,第二是本土的金融市场向国际开放并具有足够深度和广度承受冲击,第三是货币管理能力,即货币当局能不能保持币值稳定,给予市场信心。人民币目前正逐步具备三大条件,本土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受制于市场本身的深度和广度,还在形成中,其它两大条件,已经比较充分。随着本土金融市场不断发育,中国资本管制逐步放松,加上政府部门积极营建人民币海外流通的市场技术条件(有顺放松资本管制、建设离岸交易中心、结算、清算系统、国际支付系统)。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应当获得较大进展。这时候摆在人民币面前的,将不是如何扩张国际份额的问题,而是在扩大海外流通同时,如何维持合理的国际收支结构,以促进内外均衡。
一国适意的国际收支结构没有明确的解释,它因时因国而异。总的来说,它应当服务于该国的经济发展目标。美国的国际收支经历了从经常账户、金融账户双顺差,到经常账户赤字、金融账户顺差,再到经常账户、金融账户双赤字的转变,美国的经济发展目标自觉不自觉带有全球性,因此它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必须承担比较大规模的收支赤字,以满足美元全球流通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收支长期双顺差,正逐步向更加平衡的方向转变,人民币大规模走出去需要经常账户从顺差向逆差。但中国需要发展制造业以吸纳大量劳动人口,不可能承受过高的贸易赤字。中国经济的外部均衡需要服从于内部均衡。因此,归根到底人民币的国际扩张动力是有限的。这一点或者可从欧洲吸取经验。欧元的国际扩张受限于两个因素,一是德国央行审慎的货币政策,二是欧元区没有统一的财政,也没有统一的发债机制,欧元各国可以自行发债,“欧猪”国家正是利用这一点搞出了债务危机。即使没有债务危机,由于缺乏统一的欧元债券,欧元债券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就有天然限制,对区外资金的吸引力大打折扣。欧元不追求全球性的货币霸权地位,满足于充当区域稳定锚。或者说,欧元其实是在拒绝全球化。这一点值得深思。说到底,美元在国际上的地位是一种极特殊的历史现象,二战以前没有过。未来的方向,国际货币体系将向着更加平衡,更加多极的方向发展,这意味着人民币等新兴市场货币将发挥更大作用,美元的地位将逐步收敛。美元的嚣张霸权现象只是货币史的一个过渡阶段。人民币不可能取代美元,这既不符合经济规律,也不应当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政治目标。它不符合各方利益。世界货币体系终将趋于更加平衡,更加多元。而不是哪一家独大。如果能实现这一前景,这可能对于世界经济和国际货币体系都是一件好事。甚至于对美国而言,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币国际化目前的积极进展对各方都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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