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对美国来说，几十年来对华采取的“接触和防范”政策（engage and hedge）已经不能适应当下的形势了。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该是“接触和遏制”。

在特朗普下个月将与习近平第一次会面之际，前驻中国大使鲍卡斯最近表示，美国不应再受到中国的摆布，应制定出长期的战略来应对中国的崛起。当鲍卡斯到中国时，他对奧巴马的战略短视和软弱并不满意。他认为，中国有一个建立其经济实力和全球影响力的长远目标。相比之下，美国却常常被中东问题牵涉过多精力。他表示“华盛顿并没有把中国问题当做需要优先处理的急务，也没有对华的长期战略，这对我们不利”。

中国并不认为其利益是可以交易的，不论这会不会解决其面临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压力。中国将继续扩张其政治、经济、军事实力，最终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全面型大国，并享有之前美国所保持的在亚洲和全球的影响力。

在美国的帮助下，中国“融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却让中国滋生出恢复东亚主导权和世界影响力的野心，严重挑战并威胁着美国在亚洲甚至全球的国家利益。华盛顿需要一个新的宏伟战略以遏制中国的崛起，而不是继续帮助中国获得支配地位。这一战略必须改变现有的对华政策，限制中国破坏性外交（China’s disruptive diplomacy），加强在亚洲的经济和军事存在，维护美国在全球的国家利益。

为了确保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力量和影响力，保持美国在二十一世纪领先地位，必须制定遏制中国崛起的宏观战略，美国为此应该：振兴经济，培育颠覆性的创新，赋予美国非对称经济优势;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将军事资源转移到亚洲;与盟友及伙伴达成新的互惠贸易协定，并将中国排除在外;重建高技术管制联盟，阻止中国获得“非对称军事优势”，保证同盟安全;在中国周边巩固加强同盟关系，助其提升实力以牵制中国;提升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前沿军事存在和兵力快速投放能力。但同时也应在符合美国利益的领域，以不同的方式继续与中国合作。

这种遏制战略，要限制中国滥用其日益增长的实力，虽然美国和其盟国会继续与中国进行外交和经济上的交往，但中美之间保持长期战略竞争的可能性很高。可以预见到，中国将成为美国未来几十年来中最大的竞争对手。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崛起已经孕育出足以在地缘政治、军事、地缘经济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全面挑战美国的力量，威胁着由美国及其盟友主导的国际秩序。这种持续的不平衡将会进一步破坏美国国家利益。华盛顿当前的对华战略损害了美国的全球地位和长远的战略利益，既算不上是“大战略”也是无效的。因此，美国需要制定更加统一的对华战略以应对中国崛起。

这种要求是迫切的，因为双方既没有真正建立起彼此信任、和平共处、相互理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也没有构建起“新型大国关系”。

当下最易实现的是双方保持谨慎和克制，但中美激烈的战略竞争会成为新常态，并可能会在将来难以控制。在此危险的情况下，美国外交的目的是管理彼此相互冲突的国家战略，缓解彼此间的紧张气氛，但不能指望消灭这些冲突和紧张。

中美两国间的对话应该更坦诚、更高水平，而不应该是官僚机构间的无用讨论。官僚机构守旧低效，不可避免的让两国关系陷入文山会海，交流时空洞而没有意义。正如中国谚语“缘木求鱼”。

在中美之间强化双边高级别对话，能够取得丰硕成果，同时应避免专注于一点进行争论，例如人权及同盟关系等。这些局部的、具体的争论将随着时间的推移系统性恶化中美关系。

中国崛起给中美关系所带来的考验可能会持续数十年。认为中国对外战略会向与美有利的方向进化是不切实际的，至少未来十年内不会出现。因此，关于亚洲未来的中心问题是美国是否有政治意愿、经济、军事和外交能力，以及不可缺少的亲密盟友和至关重要的“对华大战略”来应对中国崛起，以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不幸的是，特朗普政府开局就走向了另一条道路。先不论他对美国亚洲及欧洲盟友的恶劣态度，其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就已经沉重打击了美国在亚洲的实力和影响力，给中国献上了一份大礼。我们只能希望在习近平4月访华之前，彭斯、马蒂斯、蒂勒森、凯利、蓬佩奥和麦克马斯特这些人能说服总统采取对华遏制战略。但那无人能够保证。正如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梦》书中写到的“主啊，这些凡人都是傻瓜！”（Lord, what fools these mortals be!）

（刘琨仑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