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竞争博弈已然成势，两国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前景既取决于实力消长变化，也取决于战略策略运筹。前提都是要知己知彼，对双方国力有客观认识。从自然禀赋、国内经济、对外经济、民生、科技、教育、金融、外交、军事9个方面，通过有限的40组参考指标，直观对比中美两国的综合实力，并结合美国的霸权体系，可以对双方差距作出初步判断（数据略）。

总体看来，中美国力差距较大，在可预见期内难以消除。单纯按可量化指标分析，美国大部分质量型指标领先，中国部分数量型指标有优势和潜力。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份额日渐扩大，与美国的差距在逐步缩窄；但人均水平依然较低，经济总量与发展质量形成反差。中国制造业、新经济、内外贸易、企业竞争力、科技创新及城镇化等发展迅速，半导体、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突破让美感到压力和恐慌；但中国生产效率、产业结构、金融体系、科创能力、城市化水平、文化教育、居民生活、国际传播力等与美差距不小，并未改变“中国是最大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发达国家”的基本现状。从近30年各项经济指标尤其是GDP数值看，美国并没有绝对衰落，与其他国家相比增长势头还在，主要变化在于与中国的差距缩小。断定美国国力绝对衰落缺乏数据支撑，但美国全球霸权的逐步削弱已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做系统性定性分析，中美两国最大的差异在国际权力、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美国追逐世界霸权逾百年，形成有五大支柱的霸权体系，对其综合国力产生乘积效应。美国的军事霸权，以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同盟体系、军事工业和核武库为支撑，在全球范围保持军事存在和战略威慑，在140多个国家有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为很多国家提供所谓“安全保护”和“核保护伞”；金融霸权，以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美元为核心，强韧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实力，赋予美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主导地位，通过金融手段即可收割全世界的财富；文化霸权，借助媒体、娱乐、影视等传播媒介输出美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操纵国际舆论话语权，塑造全球主流价值观和流行文化，形成具有制度吸引力、价值感召力、文化感染力等“软实力”；科技霸权，引进和利用全球人才创新科技，奠定了全球科技领域主导和引领地位；制度霸权，作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现行国际体系创建者，美国在主要国际组织中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在经历冷战后短暂的一超独霸时期后，21世纪以来，由于世界大变局和大战略失误，美国的霸权体系受到严重削弱，国际影响力等软实力大不如前，独家操控国际事务的能力下降，国内政治败象和社会乱象史上少见，单极独霸地位逐步丧失。美国因此认定大国竞争成为主要矛盾，实力紧随其后的中国是主要对手，具备在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领域挑战和抗衡其霸权的综合实力和战略意愿，遂将全球战略重心转向集中遏制中国崛起，极力恢复并增强霸权体系和霸主地位。

然而仔细盘点数年来中美贸易战和“脱钩断链”成效，我们看到两国经济依然深度融合，相互依存紧密对遏华战略形成制约。大量数据表明，中国“深嵌在美产业链中”的局面总体未变，利益交融交织关系复杂缠绕，美国对华强硬政策害人害己，贸易战造成的损失94%由美企业和民众承受。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在很多领域是美主要供给方、最大市场和商业竞争与合作者，既是美信息技术、电信设备等领域主要竞争对手，也是全球最大汽车、智能手机等需求方，是很多美大型跨国公司难以舍弃的最大海外市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供应国，美国的供应链高度依赖中国生产，不少美国公司短期缺少中国上游供应很难运转或维持效益。美国制药和生命科学、批发和零售、能源交通、计算机软硬件和互联网服务等14个部门中，有10个部门以中国为主要市场，5个部门以中国为主要供给方，4个部门中国是主要竞争者。通用汽车每年在华生产300 万辆汽车，波音公司20%以上商业收入来自中国，中国还是苹果、英特尔、耐克、NBA等最大的国际市场等等。美国对华贸易战和“脱钩断链”产生“反噬效应”，“小院高墙”政策受到质疑。世界统一大市场及市场规律，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体系的内在逻辑，“脱钩断链”和建立“平行经济”缺乏现实基础，共同利益需求仍将是维系中美关系的根本所在。

中美两国经济总量统计方式不同，构成要素及其变量复杂，总量不等于质量和人均，以GDP衡量中美差距意义不大，以竞争定位两国关系更不可取。中国坚持立足国情和时代潮流，跳出竞争对抗的零和逻辑，把战略基点始终放在实现民富国强上。只有着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扎扎实实提高软硬综合国力，努力为此营造和平国际环境和有利外部条件，才能从根本上逐步改变自身处境和战略态势，也才能为世界作出力所能及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