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与国际金融论坛研究院联合举办“大国趋势研讨会”第二期：中美发展定位思考。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研究员王小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教授查道炯，清华大学国际战略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楚树龙，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姜跃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所前所长、研究员陈凤英，国际金融论坛学术委员陈炳才等专家学者参加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所长廖峥嵘主持会议。会议主要围绕美国崛起的经验、美国如何打压竞争对手、世界经济增长中心会否转移、未来会否有中美之外的其它大国崛起、中美在百年大变局中的发展定位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与会专家提供了许多富有价值的观察与洞见。现将主要内容摘报如下。

廖峥嵘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世界正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是其中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之一，而美国仍将保持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中国需要调整自己，把握好变化中的适当方位，以更好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相处。同时，美国虽是唯一超级大国，也无法完全保持既有优势，也需要自我调整，适应新变化。

中国40年发展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遵循全球化的发展规律，主动融入全球化，适应全球化，但是现在美国全面调整其全球化政策，努力重建世界经贸秩序，在这一过程中想尽各种办法打压中国，从技术上封锁中国，在贸易圈中排挤中国，力图将中国排除在新规则、新秩序塑造过程之外，企图利用其各方面优势锁住中国的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需要找到办法，遵循经济全球化规律，利用自身产业链聚集、产业门类齐全、人才众多、基础设施完善、市场潜力大等优势，巩固并拓展制造业枢纽地位。从美国那边看，它非常担心无法真正锁住中国，中国的挑战日益强大。美国正在加强国内外政策和机制的高度协调，形成“全政府”对华战略方针，力图堵住各种漏洞，但能否如愿，对它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特朗普政府前期在单打独斗，现在开始联合盟友一起来做。最近特朗普提出将G7发展为G11，原来的G7加上澳大利亚、印度、韩国和俄罗斯，但英国等国坚决反对俄罗斯回归，提出构建D10，即民主10国集团。欧美各国议员又倡议构建针对华为5G应用的民主国家议会联盟。这些动作加剧了大国竞争的紧张度。中美博弈如果走向极端，将给世界带来极大的不稳定，产生难以估量的破坏性影响，这些问题需要高度关注。

王小广

王小广表示，世界性的大危机约40年一个周期，现在又到了一个危机节点，主要体现在新冠疫情和中美斗争。美国从1850年到现在约一百六七十年之间，经历过三次大型危机，期间还有许多次一级的危机，均化危为机，成功应对，最后成为世界霸主，过程值得我们深思。美国在70年代遭遇美元与黄金脱钩危机、石油价格上涨危机、粮食危机、国内经济滞胀等，80年代美国制造业遭遇日本严峻挑战。应对日本挑战，美国采取两个主要策略。第一招是制造乱局。美国通过打压、排斥、扰乱的手段造成乱局，迫使对手犯错，自乱阵脚。美国这种制造乱局的手段也用来对付中国，意图让我们自乱阵脚。第二招是美国把自身做强。通过纳斯达克资本市场，形成创新性金融支持高科技产业，创造制造业新模式，使自身保持强大。核心是建立新产业，保有强大的产业竞争力。

中美较量将是一场持久战，50年未必能见分晓，未来10年很关键。美国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制造乱局，让我们失去信心。我们应积极建立国际统一战线，让欧盟保持中立是中国想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此外，我们用同情争取不到美国穷人和黑人，应争取华尔街、大资本家和民主党。中国的优势是消费市场潜力大，这是我们最大的战略棋子。研究表明，美国市场是中国的3倍。这是它最大优势，可以随意制裁别人，而别人无法制裁它。中国想获得主导权，首先应把中国变成第一大消费市场，超过美国市场。因此，最近中央提出来的扩大内需战略至关重要。

查道炯

查道炯提出，中国在国际上的定位面临两难，如果少作为，会被国外说是搭便车。最近几年努力有所作为，又被指责要颠覆以美国为中心或者美国建构的世界秩序，这是中国的两难。

发展中国家的分类有多种，我们应该了解是谁在分类，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目前我们的政策是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但是外部看法不一样。国际组织的其它成员难以说服国内民众接受，各个行业性、专业性的国际组织也不接受中国企业再享受与发展中国家相仿的待遇。国际组织作为提供公共品的平台，不允许中国再搭便车。

中国可不可以和发展中国家结盟？集体行动有团结，有合作，也有竞争。南南合作和不结盟运动均无明显成果，逐步式微，原因很多。有些发展中国家难以摆脱与宗主国的依赖性关系，如印尼与荷兰，许多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同质化竞争。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反帝反殖反霸政治目标也过时了。目前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之间真正的交集是跨国公司。针对南南，或者发展中国家的抱团取暖办法，发达国家会用分而治之的方法。比如欧盟对不同市场进入欧盟有不同的条件分类。这都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挑战。

现在面临尴尬的局面是越往前发展，经济总量越大，进出口贸易量越大，在全球分量就越大，就会被指责抢别人饭碗。因此，他建议：我们要重点关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产品链、产业链、价值链。基于这个基础，可以考虑这么表述：一是中国发展过程中，广泛得益于国际社会的参与和支持。这是对历史的总结，也是一个姿态。二是对发展的追求没有止境，中国有这个权利。三是我们有责任推动国家发展，应努力针对具体的议题，积极促进中国与所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一起取得共识。

楚树龙

楚树龙提出，凡是认为美国衰败的，都是对美国不了解。美国存在一定问题，但是综合比较来看，美国不存在衰败。美国从1776年建国到现在240年时间，国力优势非常明显，其间大概经过100年时间就已成为全球经济上最强大的国家，并一直保持到现在。现在美国仍然具有自然条件、地理位置、制度、思想、人力资源、科技、教育等多方面的优势。

新冠疫情发生后，特朗普针对中国的消极甚至敌视言论增多，但他到现在也没有完整的、明确的中国观念。特朗普的思想中很多东西是短期的、随意的，他对所有事物都没有信仰、没有理念、没有价值、没有道德、没有原则，只是凭感觉，追求利益和需求。近期美国出台对华战略方针文件，把中国描述得更负面，但结论还是要和中国尽可能合作。无论是美国的报告还是言论，都未提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所以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战略如何发展，特朗普目前对华态度如何，完全取决于美国疫情。如美国疫情不好转，他对中国就会越来越严厉，越来越对立、对抗，因为疫情直接影响他最引以为傲的美国经济和竞选连任。如果疫情在这个月能够转好，他对中国消极的态度也会减弱。今年大选无论谁执政，今后都会通过谈判压中国让步来实现美国经济利益，在国际上肯定要借助更多的国家，无论是盟国还是印度等等这些国家平衡中国。

我们首先要认清自身定位，其次还要认清我们今后几十年的国家战略目标是什么，要干什么，我们的根本利益是什么。实现现代化和两个一百年民族复兴中国梦，这才是中国最大的事，我们就要坚持这个目标不动摇，其他的都相对不重要。与美国斗不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和美国发展关系要斗争、要合作，该斗争的要斗争，需要合作的就要合作。一定程度上的脱钩、逆全球化，世界上一些国家一定程度上去中国化，是必然的。因此，以后要靠国内市场，这也是大型经济体的必然选择。一个大的经济体不能主要靠别人，要重点发展科技，我们现在研发投入不是问题，已经连续超过欧盟三年，但我们要发挥制度的优势，要让这些钱，这些人力、物力真正产生效果。另外，我们军事力量还是不够，核力量、导弹还是不够，要和美国缩小差距。外交为内政服务，为国家战略服务。美国想构筑一个经济上的联盟，包括印度、韩国及其他国家，对我们施加压力。我们应打市场牌、经济牌，拉拢更多国家。世界多数国家不是根据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搞外交，我们应用利益绑住这些国家，使之不站在我国的对立面上。因此，我国的科技要发展，军事要强大，市场要壮大，和各国经贸联系要加强、扩大。

姜跃春

姜跃春认为，中美处于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较量过程中，美国采取的做法和以往打压苏联、日本做法有很多共性。美日贸易战中，美国在纺织品、汽车、金融、技术等六大领域的打压做法，今天都用在了中国身上。比如现在打压华为，当年美国对待日本东芝也是如此，某一项技术如果对美国构成挑战，就要打压下去，要维持美国在高技术方面的核心优势。

到目前为止，美日贸易战也并未结束，在很多领域还在不断发生摩擦。日本虽被美国打压多年，但其产业和技术在世界上仍有一席之地，甚至一些领域进入世界前十名之列。其原因在于，日本有自己的应对之法。一是依托美日同盟关系，边打边谈，在拖中寻找出路。二是主动承压，自主调整。三是不和美国硬碰硬，边谈边寻找其他市场。四是不断调整自身，寻求产品升级和产业转型。

尽管中美博弈，加上疫情影响，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不会发生改变。中国应实事求是直面自身的优势和问题。坚持核心目标。对内，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地，对外，要精耕细作“一带一路”。

陈凤英

陈凤英判断，世界未来三十年有五大趋势，一是世界经济长期发展趋势依然向好。当前受疫情影响陷入衰退或低增长，如果没有疫情，2025以后可能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济扩张期，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后这个时间点或将推迟到2030年。长期向好的支撑来自第二个趋势，即新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可能提前到来。原先预判的是2030年或2035年后科技高潮会出现，疫情期间，网络高科技应用在中国迅速普及，或将新技术革命提前五年由导入期转入拓展期。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趋势可拉动未来30年全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三个趋势是世界力量格局将从过去二三十年的量变过渡到未来三十，或者前十年到二十年间的质变。在质变当中，因为前面有科技革命，因此科技化或技术化或现在高质量发展的国家会胜出，存在弯道超车可能。第四个趋势是全球秩序加速重构。未来30年，全球经济、政治、安全秩序将加速重塑。中美博弈将持续，并上升为制度博弈，不仅是经济方面，还有政治、安全等方面，是全面的激烈博弈。中美博弈主要表现在科技竞争和军事遏制两方面。现在到了博弈关键的关键，如到2050年中国没有出问题，那就平稳度过了激烈博弈期。

她建议，中国可采取的方针，一是“借力”，二是“助力”，三是“创力”。借力主要在亚洲地区和亚太地区。欧洲也可借用，世界可能出现一个世界、两种体系、三个市场，这个情况我必须要借用。科技革命不可能分割全球，因此会存在亚洲中心、北美中心和欧洲中心三个中心。目前，亚洲中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中心。“助力”是要借助美国可能的失误来帮助我们自身，抓住美国的失误做些事情。“创力”主要是科技方面。我们应学习日本，日本跟美国巧妙周旋了六个回合。中美博弈现在只经历了一个回合，用三年时间签了第一阶段协议。我们应抓住机遇，振兴自身科技产业。

同时强化市场优势，强化科技，强化经济。首先是搞好内循环，想走向强国，靠别人、搭便车是不现实的，只有自己把内循环做好，使制度、体系、环境、法制形成良性循环，才有做好外循环的基础。其次，还有一个“双循环”，我们应走双循环、小循环，走双边谈判，立足于东北亚、周边、亚洲，进而立足于整个地区。最后，是“大循环”。我们全球化不是为了全球，是为了中国。我们必须清楚我们是谁、我们想要什么、我们该做什么。也要清楚美国是谁，美国不是纸老虎，是真老虎，要清楚我们面临的是美国。理性认识中国未来三十年，认识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想走到哪儿，中国大有希望。但是要关注制度问题，坚持法治化、市场化、民主化，走向全球化，三十年赢的应是中国。能打败中国的只有中国自己。

陈炳才

陈炳才提示，美国跟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有八个不同：第一，它没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战争、殖民地等历史习性，这个判断的重要性在于美国与大国之间发生战争、侵略的可能性不太大，即使有台湾问题，最后也是鼓动台湾和大陆之间战争，我们自己要把握好，不能往大国战争思路方面走。第二，美国战后建立的秩序和制度，比较注重经济利益。第三，利用战争机遇发财强大自己。第四，美国利用血缘关系强大自己。第五，在战争早期和中期阶段保持中立，保存和发展实力。这对我们也有启发。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和美国比高低，争夺权力，更不是争夺世界领导权，而是围绕我们的2035年和2050年的目标干事情，让人民幸福和安居乐业，国家富强。第六，美国走向治理全球的时候，有一个治理未来全球的愿景，这个愿景下有具体的制度、机构和规则。把世界都统一到这个愿景之下，让全球接受这个机制、制度和规则，这值得研究和关注。第七，美国崛起后的竞争环境跟老牌资本主义不一样。美国崛起之前的大国竞争，基本是同一个制度、同一个体系之内的竞争。美国崛起后，除了以前的同一个制度、同一个体系内的竞争以外，当它冲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候，还出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苏联之间的竞争。第八，金融制度跟以前不一样。美元作为全球追逐的目标以后，它能够促进一些国家的崛起和兴起，但也可能用这个手段带来的资产、顺差、逆差、汇率等打击一个国家的发展，甚至造成其经济、金融或货币危机。

根据初级能源消费增长的变化，未来至少是十年内，世界增长中心依然在亚洲国家。其排序是越南、印度、新加坡、泰国，非洲可能有一个阿尔及利亚。越南是整个亚洲国家崛起最有潜力的，印度有人口和市场的优势。新经济体的崛起，也会带动周边和邻国，因此亚洲的泰国、巴基斯坦、印尼和马来西亚会从中受益。我们需要扩大与亚洲的经济贸易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