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7日上午，“TPP：中美经贸规则竞争与全球治理的未来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举行。来自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外交部等部门研究机构的专家与所研究人员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深入分析，提出意见建议。和平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廖峥嵘主持会议。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毕吉耀首先介绍美国推出“高标准贸易协定”TPP的国内背景，一是促进金融危机之后为复苏经济而提出“五年出口倍增计划”，二是避免传统FTA在国内通过的政治压力。他认为，TPP发展规则和方向与中国长远发展、改革目标、路径是一致的，代表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不宜看成是对中国的打压。从谈判结果看，TPP期望的“高标准”大大降低：谈判聚焦点并非在新兴议题上，还是停留在传统敏感产品的关税降低和市场开放上。TPP谈判“突然”峰回路转达成协议，主要原因是美国急于谈成，并做了较大让步；日本有早达成的战略动机，加拿大首相也想籍此争取大选优势（但未成）。从短期看，TPP对中国经贸投资影响有限，但规则变化对中国会产生长远影响，亚太地区产业链布局将产生根本性改变。并且美国不会放弃对国际规则的主导权。TPP现在完成谈判，定好规则，美应是欢迎中国加入。中国方面需要冷静，因为当前中国加入TPP有三个结构性矛盾，分别为国有企业问题、网络信息安全问题以及独立工会问题。TPP在这些方面的要求与中国立场根本对立，且中国很难妥协。但是，如果非要谈，也有可操作余地，中国可以对字面意思作出自己的解释。总之，对于TPP既要有紧迫感，又要沉着冷静，主要还是要发展好自己。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姜跃春剖析了TPP带来的三点挑战，一是产业链重构的趋势要有所预测；二是规则重构的进程正在发生；三是美方推动TPP的政治考量以及日本通过TPP与美方利益绑定所达到的一举两得的战略效果。他指出TPP规则是世界经济规则发展的趋势。其中三分之二的规则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适当调整。与此同时，中国应对TPP的对策有三点：第一，国内企业要修炼内功，对于经济改革要参照TPP规则。第二，要有总体全面的设计来应对TPP，即构建自己的全球FTA网络。第三，要专注于自身发展。

　　财政部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副主任周强武指出了TPP协议达成解决的四个核心重大议题，分别是知识产权问题、市场准入问题、国有企业问题以及投资争端解决机制（ISDS）问题。他指出，TPP能够最终达成，很大程度上源于奥巴马本人希望留下政治遗产。基于此，美方在许多问题上做出了妥协让步，最终TPP版本在所谓的高标准上也有所降低。然而，在各成员国国内能否通过还有不确定性。对于中国该如何应对，他提出在宏观层面上，在全球层面和区域层面构建对我有利的治理结构。主要体现在：一是本届政府的“一带一路”在全球得到积极地回应；二是亚投行建立并带来可观效应；三是会对全球治理和经济秩序产生重大影响的“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正在日趋壮大。这将是未来的亚洲版的“国际货币组织”。中国有这几个有力的平台在手。中国应该大幅度提升影响未来全球以及区域层面治理体系的能力，以此来应对TPP。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戴长征指出，TPP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规则制定权的问题。短期内，中国很难加入。当前，我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保持社会稳定，而TPP涉及到的环保、知识产权、劳工等问题等势必会让位于政权稳定。对于TPP，我们应该保持自信和一定的政策灵活度。要充分考虑到TPP带给我们的影响，也要认识到中国作为大国，绝不是美国可以顺意引导的，并且美国也必将继续遏制围堵中国。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陈凤英介绍TPP是“因我而起”，并非美国要边缘化中国，但是我们要正确认识美国的主导地位和战略意图。可从积极的角度解读TPP，可认为美国在帮助中国完成要实现的目标，帮助中国拓展全球化空间。WTO下的谈判已经进入死胡同，未来的世界贸易和投资增长点需要TPP这样的协定来创造，这是在帮中国完成以现有条件无法达到的目标。虽然TPP与中国有不统一之处，但与整体发展方向一致。中国需要积极整合对外的自贸协定，使之成为倒逼中国内部改革的动力。中国应该专注自身发展，不要主动申请加入，待时机成熟、条件满足之后加入更能占据主动。归根结底，TPP是中美博弈和竞争关系的体现，中国制度与体系的说服力要体现在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