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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贸新战略:对准中国,却难免自伤
点击量:0时间:2023-05-23 09:33:00作者:廖峥嵘

美国财长耶伦、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等拜登政府高官近期频频发表政策演讲,表明美国政府致力推动美国经贸政策全面转型的新战略已臻成熟。首先,耶伦等人此番讲话虽新意无多,但进一步明确了与中国竞争的主要目标,美国所希望的中国崛起是对美国和西方的“无害繁荣”,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和公平的经济关系”,美国并非要与中国全面“脱钩”,而是在发展双边经贸关系中“去风险化”。其次,为达上述目标,美国的方针不是新冷战和全面遏制,而是“小院高墙”。同时,美国愿意为国家安全付出必要的经济和政治代价。第三,沙利文的讲话尤其表明,为应对中国崛起挑战、适应大国竞争要求,美国正全面修正其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市场化的传统国策。

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政府加征关税,协定双边贸易份额,实行数量管理,到推出针对技术、物资和投资的进出管控,并在国内大搞产业补贴,意味着美国经贸政策从自由贸易转向有管理的贸易甚至“管制型贸易”,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转向国家积极干预的市场经济,从市场效率优先转向国家安全优先,从全球化转向集团化、阵营化,反映出美国应对全球化以及塑造中美关系的新思考、新战略,外界称其为“新华盛顿共识”,其影响不可低估。

美国经贸政策转型严重冲击维系中美关系稳定的战略基础。中方视经贸相互依赖为稳定关系的“压舱石”,期望稳定的经贸关系可以起到约束作用,减缓政治外交以及地缘安全紧张带来的冲击。但是近年来的现实是,中美贸易额迭创新高(虽然占比在下降),但中美冲突却日趋激烈,关系呈螺旋式下滑。此前,布林肯将美国对华政策概括为,该竞争时竞争,该对抗时对抗,该合作时合作。三类议题相互切割,表露美国不愿为照顾合作而在南海、台湾等对抗性议题上有所妥协。此番耶伦再度明确美国准备为国家安全付出经济代价和关系代价,不会在经济利益与安全和地缘议题之间进行交换,美国不会因为“顾全大局”而放弃对抗或者竞争。近期,美国一直试图重开经贸对话,但又不间断出台打压措施,持续在台湾问题上制造新障碍,显示美国甚至已经不愿为“改善气氛”,“创造恢复对话的条件”而作出那怕姿态性的调整。经贸领域本是中美冲突的原爆点和事故多发地,美国虽表示不寻求对华“新冷战”和“全面脱钩”,但美国近期操作必然会让中方感受到,“压舱石”已经失去稳定大局功能,美方定位经贸往来为在商言商的利益交换,不再是双边关系的战略基础。

“小院高强”和“去风险化”看似缩小了打压的范围,美方视其为防御性战略。但是,中国是双边关系的弱势方,美方自认的“防御性”实则具有强烈攻击性,美国针对中国高新技术的全球封杀更是一剑封喉,直接卡住中国的脖子。在中国看来,美国要的“无害繁荣”只是对美国无害,对中国则意味着中断复兴、牺牲核心利益。不寻求新冷战和脱钩意味美方希望将中美竞争的烈度加以控制,为防止失控,美国提出为双边关系安装“护栏”。过去几年来,美国在其芯片规则、《芯片和科学法》以及《削减通胀法》等经贸新政中制定了针对中国的“护栏”,试图落实“小院高墙”策略。但中方强调的“安全防护网”所关注的则是“一个中国”等原则性、根本性问题。双方对于当前风险和危机的主要着床点看法不一,美方故意制造台海紧张,企图以此牵制要挟中方,严重忽视中方最大关切。无论美国政府近期讲话调子是否缓和,如其保持一贯实践,则仍会加深双方的战略互疑。

美国政策转型将加剧全球供应链混乱,增大世界经济风险,且效果难测。近几年的实践证明,美国政策转型脱离自由化、市场化原则,破坏多边体制正常运作,引起全球供应链非市场化重组,推动世界经济集团化、阵营化,大大增加世界经济风险,加剧全球结构失衡、分配失衡,不但害人,更是害己。从制造业“回流”到“近岸外包”,再到“友岸外包”,是美国近年来经济政策转型的一部分。2022年耶伦呼吁跨国公司寻找美国以外的投资地点,优先考虑供应链“友岸外包”。IMF报告警示,虽然资本日益落地“友好”国家或许能够提高政治安全,但这个趋势可能抑制风险的分散,增大经济下行的可能性。全球经济产出将因此损失2%。IMF对以美国和中国为核心的两大经济集团之间投资流动减少50%造成的潜在效益损失进行了模拟,然后发现,与美国经济所受的影响相比,中国以外的亚洲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风险更高。美国经贸新政也对其“盟伴”造成冲击,《芯片及科学法案》、《削减通胀法案》等规定了对本国产业实行补贴等保护性内容,与美国同样存在竞争关系的欧盟、日韩深受震撼。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美国根据《通胀削减法案》支持自身产业将“扼杀欧洲大量就业机会”,这可能“解决你们的问题,但会增加我们的问题”。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专家分析,拜登政府拟议中的限制对华投资措施存在精准实施难题。跨国投资所有权结构复杂,难以区分“中国”“美国”。对外投资审查机制唯美国独有,盟国难以仿制。对华技术封堵是一场“打地鼠游戏”,难以只伤中国、不伤其余。斯蒂芬•罗奇则认为,美国国内储备率极低且难以改善,经济脱钩对美国的经济影响可能更大,因为美国的储蓄缺口需要贸易赤字和国际融资来弥补,而中美市场体系的分裂可能严重损害美国的国际融资能力。

以应对中国崛起为主轴,从奥巴马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完成安全战略转型,从特朗普到拜登政府,美国完成经贸战略转型。乌克兰危机以来,美国放弃其贯彻集体安全原则的一贯作法,拒绝直接出兵干预其所称的“蓄意的侵略”,意味着其提供安全公共品的意愿和能力明显下降,特别其面对是核大国或者它认为不是其主要威胁的时候。实施全面经济金融制裁则表明,美国已经将其为维系霸权而向国际社会提供的主要公共品——开放的市场和美元——强行扭曲为政策工具。在乌克兰战场上,美国的战略目标与工具之间出现了错配,有限军援加全面制裁的混合战无法从军事上将俄罗斯赶出乌克兰,全面制裁也无法压垮俄罗斯经济。战局僵持,但又难升级、不失控,这或许是美国不能言说的目标,但是绝不符合欧洲和国际社会的利益。战场僵局正在快速侵蚀美国的战略信誉。提供安全、市场、交易工具和国际制度是美国在单极格局下为维系霸权而必须付出的代价。美国放弃全球化、自由化和市场原则,推动经贸政策全面转型,针对的是中国,动摇的却是其霸权支柱,其将行多远,效果如何,且试目以待。

(本文首发于2023年5月19日《环球时报》,刊发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