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和秩序分歧才是中美之争的核心；所谓意识形态、制度、文化之争，则是凝聚国内外更多共识的动员手段。

流行的观点认为，中美关系已经陷入“结构性矛盾”之中。两国存在巨额贸易不平衡，人民币汇率政策时而与美元汇率调节需求产生冲突，中国部分高技术产品正与美国产品争夺全球市场。美国认为，中国“偷窃知识产权”行为和国家对产业的扶持，是加剧中美不公平经贸关系的“结构性因素”。

中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领域与美国差距在缩小，中国还通过扩大对外投资、“一带一路”建设，在国外建设孔子学院，推进人文交流等方式，加快软实力输出。中国通过地缘经济战略实施扩张，提升在区域和全球的影响力，动摇美国在亚洲以及全球的主导地位。艾利森教授将两国面临的局面形容为“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国面对即将超越自己的新兴大国所出现的可能导致激烈冲突的困境。

世界正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方与西方、美国与中国，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对美国的优势地位形成挑战，这是事实。但是，将中国的发展和影响力的提高，看作是对美国的挑战，甚至威胁，将中美竞争定义为权力之争、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争，以及文化／文明之争，与复杂现实相比，未免简单化、概念化。观念、认知会影响行为，高度概括的观念一旦形成，容易成为动员手段，将两国关系推向对抗性道路。

中美产业结构的互补性

中美在经贸领域有摩擦，但是中美不存在市场占有和资源占有方面的根本性分歧，中美经贸利益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可协调的。中美产业结构的互补性仍然大于竞争性，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处于全球第三梯队，美国长期占据第一梯队，近中期难以撼动。

中国在制造规模上有优势，但美国高技术领先优势仍明显。技术优势比规模优势更难以替代、更具决定性意义。中国出口仍以中、低端，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技术密集型产品正在成长，但难与美欧日相抗衡。

美国在先进服务业方面的出口优势明显，中国则处于较为落后地位，差距还比较大。美国的各种资源、能源均较为富裕，自给有余可供大量出口。中国发展所需的资源、能源须要大量进口，这一劣势无法转移。

中国需要美国以及美国主导的国际经贸秩序，以获得发展所需的部分外部资源。中美在这些领域的合作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而竞争则是可控的、非必然的。比如，中美虽然在新能源技术上存在竞争，但能源资源合作潜力巨大。

美国认为，中国的一系列“不公平”行为和“结构性”问题，造成双边经贸失衡，天平倒向中方，包括，“窃取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补贴出口，扶持国有企业、压低汇率”等等。虽然中方并不同意美方的定义和相关指控，但是中方并不拒绝讨论相关分歧，并积极在这些问题所触及的领域进行更深层次改革，因为中方早已认识到，这些问题对中国追求的高质量发展构成越来越大的阻碍。中方已经多次做出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扩大开放的单方面承诺。

中国为解决美方关切的问题创造了开放的环境。双方认识上的分歧、实际利益的冲突，与双方需要在这些问题上展开你赢我输的竞争，并不必然是一回事。双方可以通过协调，形成共同认可并遵守的经贸合作规范，实现双赢。

中美之间存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差异。但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争，并不必然导致两国关系的恶化与对抗。尼逊总统展开“破冰之旅”时，正是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最“左”的时代。

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就以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份常规化地参与国际活动，包括多人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意味着美国及西方社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

中美社会制度不同，但是历史和经验显示，不同制度并没有妨碍两国开展建设性，甚至深度经贸、科技、人文以及军事政治交流。时至今日，中美交流是有史以来最有深度和广度的之一。

中美两国的文化包容性都很强。中国人喜欢美国的文化，美国影视作品在中国被称为“大片”，深受推崇，领导人当中也不乏其“影迷”。中国领导人熟知美国先贤如华盛顿、杰菲逊、林肯等人的著作，潜心学习其治国理政思想和政策措施。中国文明已经延续5000年，美国建国300年，没有什么证据显示两种文明不能长期共存、相互砥励、和谐共进。

困扰中美关系的新问题

当前困扰两国关系的大部分问题，经贸摩擦，涉及南中国海、东中国海的权益之争，涉台、涉疆、涉藏，都是“老”问题，其背后是经济利益、地区秩序与主导权以及价值观分歧。恰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长期矛盾产生激变，繁衍出新问题，比如涉港问题等，推动两国关系发生巨变，其根本动因在于中美相对力量的转变，力量格局变化又带来对对方战略意图判断的变化。

美方担心，中国的政策会导致其将快速增长的综合国力实力，用于动摇甚至推翻美国的霸权，因此中国的任何发展与进步，都变成对美国的威胁，无法妥协；中国则担心，美国的对华战略从此转型为全面遏制中国，美国已下决心与中国全面对抗，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阻挠中国发展，削弱中国实力，包括：妖魔化中国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国际行为，甚至酝酿推翻中国的政治秩序。

在此认知下，美方提出的任何诉求，都带有破坏中国政权合法性的“阴谋”，中国则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重新定义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制定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全力保卫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发展问题一旦与国家安全相联系，则经贸利益博弈就难以轻易退让。各种因素叠加互动，中美关系出现了断崖式下滑。

究其实质，中美之间的利益和秩序（地区或者全球主导权与影响力）分歧，才是中美之争的核心内容，所谓意识形态之争、制度之争、文化之争，则是凝聚国内外更多共识的动员手段。美国的政治文化有其特点，它善于将竞争对手和敌人污名化、妖魔化，将自已置于道义高地。

中美竞争历来有之，但是，为了强化将中美关系定义为竞争关系的合理性，美国有意将中美之争解读为正义与邪恶的竞争，将中国的社会制度（中国认为这是自己的竞争优势之一）妖魔化。前国务卿蓬佩奥在任内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制度，现任总统拜登认为中美之争是民主与专制的竞争。这都是美国政治文化黑白分明、善恶对立的体现。但是中国坚持认为，虽然中美社会制度不同，但可以和谐共存，共促发展。

在中国看来，中美之间不论存在着利益之争、权力之争、秩序之争，还是制度之争、文化之争，只要秉持适当的竞争观，中美之争都可成为“善与善之争”，而非“善与恶之争”，而善与善之争是不需要对抗和冲突的。这是中国政治文化中“和而不同”观念的体现。

中国提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中美关系，美国接受了“不冲突、不对抗”，但是没有接受“相互尊重”，意味着美国不接受中国在海洋、台湾、人权等问题上维护自己“核心利益”的主张和做法。这些问题关系到地区秩序与主导权，中美须要在这些领域构筑防线，管控分歧，防止误判，避免危机和冲突发生。

美国也不认为在现有国际秩序下，中美通过合作可以“共赢”。美国认为，帮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历史性错误，美国在这一轮全球化中输给了中国。基于此，国际经贸秩序须要调整，中美将坐下来耐心磋商，谋划新的“布雷顿森林”谈判，携手构建国际经贸新规范。

从中国的立场看，中美之间的竞争可以而且必然成为良治的竞争，或者竞赛。这不但符合中美两国的最大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最大利益。良治竞赛可以有效处理中美当前存在的主要分歧。中国和美国的治国模式，都是基于自身实际，经历过长期实践形成，并且都是成功的，任何一方都不会放弃自己的治国经验和原则而盲目拥抱对方。

中国经历过漫长的奋斗历程才走到今天，汲取了中外历史经验和教训，不会重蹈“国强必霸”覆辙，也不会重复前苏联与美争霸的错误。中国从未也不会谋求“势力范围”，更没有在国际体系中压倒美国，夺取主导权的意图。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准备与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长期和平共存，共同发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相对于未必产生的霸权之争，全球面临的发展问题远为迫切。数码技术、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变革，具有全方位、全领域、全球化特征，中美两国对此都很难说做好了充分准备。中国式治理既坚持自身特色，又汲取大量国外成功经验，拥有所谓“后发优势”。美国作为领先国家，经常站在“无人区”，须要不断探索新经验。两者都无可替代，更须要相互借鉴，互促发展，或者如基辛格所説，共同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