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传统视角，是以商品贸易为基础，后来又扩大到资本、人才、技术、数据、知识这些要素的跨境流动，内涵不断丰富。但是国际贸易始终是全球化基础，贯穿始终。

资本的全球化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产业资本，即直接投资，这一部分与国际贸易关系密切。另一种是金融资本的全球化，与国际贸易和产业资本的运动规律大不一样，有自己的周期和体系。今天讨论的全球化主要是与贸易、产业资本相关的全球化。

关于劳动力的全球化。全球移民数量在十九世纪达到顶峰，非洲、亚洲等地的劳工大量向发达世界迁移，为其工业化提供劳动力。现在移民限制增多，以吸引人才为主，质量上有了很大提高。这与商品贸易的变化规律也不相同。

今天我想讨论的是狭义全球化，主要体现为商品贸易发生很大变化，从产业间贸易、产品间贸易变为产品内贸易，即中间品贸易增长，目前中间品贸易已占全球商品贸易的三分之二。中间品贸易增长反映出价值链的扩张以及价值创造的全球化。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同一种产品的零部件可能由十几个几十个国家来生产，产品不再是一国生产向多国出口，而是多国生产向多国销售。从时间上看，2007年金融危机之前价值链在全球范围持续扩张，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价值链呈收缩态势。据OECD统计，2001-2008年，中间品贸易与最终品贸易占全球制造业贸易的比重分别为52%和48%，但2009-2014年分别为50.2%和49.8%。简单商品的贸易量又有所回升。同时商品贸易总量增速也在下降，这些情况表现的是全球化在转型，但不是逆转。全球化仍然是世界发展大势。

从空间上看，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价值链在收缩，但是区域价值链仍在扩张和深化，世界出现北美、欧洲和东亚三大生产和消费中心，欧洲和北美原来就是两大，进一步强化。东亚贸易一直高度依赖美欧市场，但是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内需增长较快。东亚自身成为最终产品的最大市场。而中国需求增长是带来的这一变化的几乎全部原因。2000年，中国在东亚最终产品的市场上占据6%份额，2017年上升到20%，替代美国成为东亚其它国家最大出口市场。更重要的是，这并不是金融危机后的临时性反应，而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个人收入增长带来的长期结构性变化。截止目前，美国仍然领先，是日本、菲律宾、越南和柬埔寨最终产品的最大市场。但是，但从发展趋势看，终将被中国代替。

全球化、国际分工及产业布局受市场规律支配。比如，从需求方来看，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吸引力。从供给方看，如果产业门类齐全，产业的规模集聚效应可以更好发挥。从产业链上下游分工看，高端制造对中低端握有更大主导权。从产品特性看，有的适合集中生产向全球销售，有的适合分散生产，就近销售。另外，还要考虑区位和运输条件。目前国际贸易主要依靠海运，占80%到90%； 空运适用于时间短、体积小、重量轻的产品，也有一定市场；我们推动“陆上丝绸之路”建设，有可能通过技术改造或者创新，拓展陆运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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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影响全球化进程的主要因素不是上述市场规则，而是非经济因素。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反全球化运动兴起。特朗普上台后大幅调整贸易政策，为贸易投资制造了新壁垒，各国跟随，全球保护主义回潮。从管理学角度来讲，包括地震、海啸、恶劣天气、流行病在内的重大公共事件会对供应链造成冲击，要求供应源分散化以规避可能的风险。疫情冲击下出现了要求医疗产品的供给要多元化的呼声和行动。疫情严重冲击了现在供应链，未来需要调整重组。

全球化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带来问题。包括，利益分配不平衡。首先，发展中国家肯定认为自己所得较少。不仅如此，现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也认为自己吃了亏，经济上损失很大。第二，全球化意味着一种去国家化进程。一开始就存在与主权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的冲突。特朗普政府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四处推行单边裁制，使得该问题成为国际关系的焦点。第三，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主角，跨国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与各国保护集体利益之间存在冲突。跨国公司倾向于通过转移生产逃避税收征管，以及转移资金。当前税基侵蚀、数字税征收成为国际博弈的一个焦点。第四，脸书这样的跨国高科技巨头，涉嫌利用掌握的大数据侵犯公众权益，需要各国加强协调监管。等等，这些问题是全球化发展过程出现的问题，将长期伴随，需要不断调整政策协作应对。

除上述问题，当前全球化主要面临几大挑战。一是美国不再积极提供公共品，全球化的政治共识瓦解。进而，美国开始采取逆全球化政策，比如加征关税。二是美国滥用国家安全相关法律，将经贸关系和美元政治化、武器化，不断制裁、打击竞争对手；三是新冠疫情爆发蔓延冲击产业链、供应链，可能对全球化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新冠疫情将成为全球化转型的催化剂和加速器，全球化要在问题和挑战的夹缝中求转型。其一，技术变化导致价值链收缩，未来生产更贴近消费者，全球三大中心内部可能会不断强化，将周边资源吸收整合其中。其二，数字经济将改变全球化的内涵，据政府报告统计，中国数字经济占比已达GDP的30%。近期主要央行加快数字货币研究与应用步伐，数字货币的广泛应用可能冲击美元霸权，改变货币体系，对全球化带来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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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问题和挑战，中国提出了值得憧憬的全球化的愿景。中国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发展大趋势，不会逆转。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是时代主题。但是，2017年特朗普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大国竞争”定义为时代主题。中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判断出现了明显差异，双方的全球化愿景有所不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要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促进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自由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中国政府提出的经济全球化愿景。它即包含了远大理想，又有现实针对性。针对当前反自由贸易、逆全球化思潮和行动，提出的强有力的行动纲领以及解决问题、应对挑战的路径。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如何从策略上、制度上、操作上推动落实。

中国提出，要积极促进全球治理的改善。“全球治理”强调各国承担参加集体行动应对共同问题的责任，这与美欧时刻强调的“国际秩序”不同。国际秩序着眼于权力分配。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意味着愿意承担更多责任，而不是争夺更多权利。中国推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实现路径。“一带一路”不走欧美那种高消耗、大量掠夺别国资源的传统发展道路，而走“共商共建共享、绿色开放廉洁”的新发展道路。这些都是理念上、策略上的创举。另外，机制上也有创新，比如亚投行在股权分配、表决权重和表决规则更加照顾各参与方的平衡性，提升发展中国家参与度和话语权，这就改变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机制中的一票否决制等模式。

中国推动落实全球化新愿景，近年来有所成就，但也面临极大的困难。中国在海外没有军事基地，没有远程投送能力，不搞军事安全同盟。在全球制度和规则制定方面是后来进入的参与者，还不是一个成熟引领者。中国提供公共品的能力和愿望仍然有限：全球金融市场稳定的主导方、贸易通道安全的掌控者以及能源资源供应安全的主导者都是美国。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化，推动全球化转型发展，遭遇了越来越多的遏制、打压、封锁、责难。

疫情正加速改变世界。未来可能出现“一个世界，两个技术体系，三个中心（市场）”格局。两个体系就是中美两个不同的技术体系。三个中心就欧洲、北美和东亚，我们首先应经营好东亚、周边。全球化发展缺乏包容性、收益分配不平衡、贫富分化加剧、供应链风险增大等问题，当下难以全盘解决，要实现包容普惠共享发展的新愿景需作长期努力。当前世界格局剧变，大国关系重组，国际秩序陷入动荡，全球治理举步维艰。美国以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对我进行全面遏制。全球化的发展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可考虑的应对之策包括：一是积极维护多边体制。加强与俄、欧洲、日本等的战略协调，谋求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尽力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体制。其中许多规则对我们还是有利的。在博弈中要顾及欧、日的现实关切。二是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圈谈判和区域一体化建设，强调地区共同文化传统和历史渊源。支持本地区的开放的地区主义，努力寻求共同点，推进地区合作。三是抓住数字经济新机遇，争取在促进全球化转型发展过程中掌握更多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