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观点认为，中美出现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矛盾，正走向“修昔底德陷阱”。

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某些领域与美国的差距在缩小，对美国的传统优势形成某种挑战，这是事实，但不是全部事实。将中国的发展和影响力的提高，看作是对美国的全面挑战，甚至威胁，容易犯简单化的错误。

中美在经贸领域存在较严重摩擦，美国一半贸易赤字来自中国。但是，中美不存在市场占有和资源占有方面的根本性竞争。中美产业结构主要还是互补，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处于全球第三梯队，美国则长期遥遥领先。中国在制造规模上有一定优势，但美国技术领先优势仍明显。技术优势比规模优势而难以替代，更具决定性意义。中国出口仍以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技术密集型产品正在成长但难与美欧日相抗衡。美国服务业领先优势明显，中国则处于较为落后地位，差距还比较大。美国的各种资源、能源均较为富裕，自给之余可供大量出口。中国是一个资源、能源需要大量进口的国家。

美国认为，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补贴出口、扶持国有企业、压低汇率”等“不公平”行为和“结构性”问题，造成双边经贸失衡，天平倒向中方。中方不同意美方对这些问题的定义和相应指控，但是并不拒绝在这些问题所触及的领域进行必要的深度改革。中方早已认识到，相关衍生问题对中国追求的高质量发展构成越来越大的阻碍。中方已经多次做出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扩大开外的承诺并付诸行动，为解决美方关切的问题创造了条件。双方可以通过协调，形成共同认可并遵守的规则，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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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存在差异，但并非不能共处和交往。尼克松总统展开“破冰之旅”时，正是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最“左”的时代。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就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常规化地参与国际交流，包括访问美国。数十年来，中美在经贸、科技、人文，甚至军事、政治领域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虽然历经波折，但中美关系仍然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紧密的关系之一。

中美文化传统不同，但都具有很强包容性。美国号称“大熔炉”；中国领导人对华盛顿、杰菲逊、林肯等人的治国思想都有过学习借鉴。美国“大片”在中国家喻户晓，领导人当中也有影迷。中华文明已经延续5000年，美国建国300年。没有什么证据显示两种文明不能长期共存、和谐共进。

中美关系中的分歧，基本上是老问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这些问题导致两国关系发生巨变，根本原因在于中美相对力量的转变。力量转变改变了战略判断，导致政策转向。美方担心，中国的政策会导致其实力用于推翻美国霸权，因此中国的任何发展与进步都变成“威胁”，无法妥协；中方担心美国的新战略是全面遏制中国发展，为此不惜推翻中国的政治秩序。因此，美方任何诉求都需要严加防范，难以轻易退让。两国关系在这种氛围下急转而下。

观念影响行动。如果简单地从大国竞争、权力斗争来定义两国关系，聚焦在现实利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文化传统方面的分歧，两国关系将无可挽回地在对抗性道路上越滑越深。如前所述，分歧和冲突并非全部，两国关系的另一些重要事实也应当在观念层面得到恰当反映。

我们主张中美超越权力竞争，开展良治竞赛。中美治国模式都是基于自身实际，经历过长期实践形成，都是成功的。谁都不会放弃自己的基本经验、基本规律而盲目拥抱对方。从经验出发，中国不愿，也不会重蹈前苏联与美争霸的错误，不会谋求“势力范围”，更没有在国际体系中压倒美国，夺取主导权的意图。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准备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长期和平共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相对于老大老二之争，当前全球面临的发展问题远为迫切。数字技术、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变革具有全方位、全领域、全球性特点，中美两国对此都很难说做好了充分准备。中国式治理既坚持自身特色，又汲取大量国际先进经验，拥有“后发优势”。美国作为领先国家，经常站在“无人区”，需要不断勇闯“新世界”。两者都无可替代。更需要相互促进，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