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收入分配链顶端的那部分人的财富正在飞涨，导致人们日益不平等。这种趋势在美国尤为突出。但这个问题的主要研究并不出自美国经济学家。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的《21世纪资本论》，分析了贫富差距极度扩大的问题；皮克迪和他在伯克利分校的同事伊曼纽尔·萨兹（法国人）合著了一篇被大量引用的论文：《美国收入不平等情况（1913年-1998 年）》;萨兹与另一个伯克利分校同事加布里埃尔·祖克曼（法国人）写过另一篇论文，详尽描述了收入最高的 1%的富人们如何聚财敛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自己还写过一篇文章，介绍最富的1%人群如何隐藏他们的离岸财富。

这三位都是财富不平等研究领域的重量级人物; 其他研究该问题的顶尖学者也都来自欧洲。包括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安东尼·阿特金森，他曾与皮克迪和萨兹合著过文章; 斯坦福大学的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 • 布鲁姆; 纽约大学的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菲利普，他研究金融业和巨额补偿; 塞尔维亚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他曾出版过一本关于不平等原因的著作; 哈佛大学法国经济学家斯蒂芬尼·斯坦切瓦，他与萨兹和皮克迪一起合著过一篇关于富人和税收效应的文章。

这些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美国的不平等比欧洲更严重。那么为什么不是美国经济学家更多地关注财富不平等？

原因之一是所谓的芝加哥学派的深刻影响。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在经济研究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它赢得了比任何大学经济学系都要多的诺贝尔奖，以及大量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但是不平等从来不是芝加哥学派研究的优先事项。它持强烈自由主义立场，更专注于如何促进竞争、经济增长和自由市场的利益。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法国、美国政治历史高级研究员阿瑟·戈德哈默认为，“一般情况下，（美国）经济学界一般会避免阶级矛盾的主题。他们认为所有的分配问题远不如经济增长理念切中要害。经济学中的分配问题只会增加敌意，归根结底，经济增长才是重要的问题”。

《经济学展望期刊》2013年的某期致力于阐述收入不平等和最富裕的1%问题，阿特金森、萨兹、皮克迪和巴黎经济学院的法昆多·阿尔瓦拉多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论述为何财富向富人集中的现象发生在美国而不是欧洲。而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保卫 1%”。

诚然，一些美国经济学家是上述一般模式中的例外。例如詹姆斯·加尔布雷斯，他通过德克萨斯大学不平等研究项目，获取了大量关于全球收入不平等和工资水平的数据。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布拉德·德隆（同时也是经济学博主）指出，其他美国顶尖的经济学家偶尔会发表关于不平等的文章，但却不是他们的主业。德隆曾经写过关于遗产和财富不均的文章，被皮克迪评价为“极具影响力”，但德隆同时也说到，“即便在伯克利分校，美国的研究环境也导致收入不平等不是一个值得长远研究的方向。”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以及其他地方发表了大量关于收入不均的文章，但他的研究侧重于金融和国际贸易，也因此才获得了诺贝尔奖。

加尔布雷斯表示他发现其他美国经济学家对于该话题缺乏兴趣。在美国经济中，对日渐扩大的收入不平等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全球化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导致高技能的人群相对于其他人做得更好（因此收入更高）。如果你对此还有其他不同的意见，“你会发现你的观点根本不会被公开讨论”。当加尔布雷斯尝试发表更多解释日渐扩大的收入不平等的文章和数据时，却发现没有合适的期刊去刊登。

机会平等是近年来被讨论最多的经济研究项目之一，经济学家通过税收数据来追踪美国小孩们，看他们在一生中是否有可能从一个较低的收入档次迈入较高的收入档次。此项目研究团队大多是美国人，例如哈佛大学的劳伦斯·卡茨，斯坦福大学的拉吉·切迪（此人生于印度，幼年移民美国）。但是此项目焦点在于流动性，即是如何使人们摆脱贫穷，并非关注于日趋扩大的财富鸿沟。即使这两个问题相互关联，但美国人固有的观点认为：阶层的流动性，才是美国精神的核心，在美国这片土地上每个人都有可能通过自身努力致富。

美国人倾向于认可那些富人，认为他们有权利持有自己的财产；美国富裕阶层的税率要低于欧洲国家。美国的政治言论通常关注于保护富人的财产不被人盗走（联想《制造者和索取者》一书）。这种观念在经济学思想中也有所体现。那些发表文章关注收入不平等的美国经济学家（例如加尔布雷斯, 理查德·弗里曼, 杰弗里·威廉姆森等），他们极少关注富裕阶层以及他们拥有的财富，而是更倾向于关注劳动力市场、贸易和工资停滞。

也许研究收入不平等的最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是西蒙·库兹涅兹（出生于白俄罗斯）。库兹涅兹1955年建立的关于收入不平等的理论认为，随着国家发展，收入水平差距最初会扩大，而后逐渐减小。

在库兹涅兹的著作之后，欧洲的经济学家们发表大量关于收入不平等的著作。其中许多核心作品来源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也就是皮克迪完成其博士学位的学校。伯克利分校的比较社会学家马里昂·富尔卡德在发给我的电邮中写道， “阶级矛盾在欧洲不是禁忌，甚至相对于法国而言，在英国更不是禁忌。”

美国至少在口头上喊过要抛弃欧洲的阶级结构，为什么阶级矛盾在美国反倒是个更大的禁忌？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又名石溪大学，北美常青藤名校之一）退休教授迈克尔茨威格认为，美国经济学者一向不回避社会问题，包括阶级和不平等问题。但是，20世纪后半叶，阶级从经济学科中消失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学家将关注重心放在了市场，仅仅关注市场。

他告诉我：“在美国经济学界，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仅局限于市场研究，就好像市场就等于经济学。”

也许冷战时期对资本主义的崇拜推动了这一趋势。此外，学者的工作也深受大的社会环境影响。1970和1980年代，华尔街深刻塑造了美国社会文化，大把挣钱被视为常态，甚至成为一定之规。总的说来，二战后经济学科的重心从鼓励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转向支持政府不干预的信条。华盛顿大学教授斯蒂芬·法扎里告诉《纽约时报》，收入不平等问题最终变成美国经济学中的“一潭死水”。

德隆认为，与此同时，法国经济学者产生于不同的学术传统。富尔卡德考察过不同国家经济学者的区别。她说美国经济学者更加倾向于商业研究，欧洲经济学者更倾向于政策研究。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培养出了皮克迪（硕士学位）、萨兹和祖克曼，在这所大学攻读的经济学者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德隆认为，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传统上比法国另一个重量级大学巴黎综合理工大学更为左倾。巴黎综合理工大学比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更为保守，它的毕业生常常进入政府部门，因此它的研究重点放在公共和产业经济问题。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毕业生则倾向于做学术，喜欢采取跨学科方式进行研究，经济学的学生常常与哲学、历史和社会学背景的学生一起研究。皮克迪等人选择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就读意味着他们对这种包含广泛的研究方式更感兴趣。

德隆在信中告诉我，皮克迪和萨兹等人选择了巴黎高等师范而非巴黎综合理工，这就说明了一切。

皮克迪在电邮中写道，他深受法国历史学和社会学传统的影响，这一传统着重研究工资、价格、利润和财产的长期演变。他的研究将这一传统与美国、英国经济学者如库兹涅兹对长期收入趋势的研究进行了综合。

经济学者的关注中心在学术之外。经济学者研究真实世界发生了什么，找出解决贫困和财富不平等等重大问题的办法。萨兹告诉我，现在应该提高富人税率，他撰写了多篇文章解释提高富人税率是减轻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最佳路径。祖克曼鼓吹打击避税天堂，它使得富人能够将大笔财富转移。皮克迪与萨兹、斯坦切瓦一道表示，美国应当大幅提高富人的税率。目前为止，美国决策者对此是抵制的，因为他们的顾问都是美国人。如果更多的经济学者追随法国流派，认为不平等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经济问题，情况会怎样？

(文章编译自The Atlantic上的文章Why So Few American Economists Are Studying Inequality?)

原文链接http://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6/09/why-so-few-american-economists-are-studying-inequality/499253/